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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經注》作《疏》,是很有道理的。
其三,再次為《孝經》作注。
唐玄宗第二次為《孝經》作注,是743年,“至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於天下”。(《唐會要》卷36《修撰》)此距離上一次又過了22年。重新作注大概有幾個原因:(1)從政治上考慮,22年過去了,政治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各地節度使的擁兵自重,可能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因此更需要強調孝與忠,來鞏固政局。(2)從本身註釋的情況看,隨著這一長期的思考,在文字上、理念上也都會有修改的必要。(3)唐玄宗希望其注能成為一個精品流傳後世,所以也應當打磨一番。
其四,營造京兆《石臺孝經》。
天寶四載(745年)九月,大臣李齊古上《石臺孝經表》,奏請唐玄宗“特建石臺”,“以垂百世”。此舉很符合唐玄宗的心意,因此玄宗自己親自隸書,並以此御製刻石於太學,謂之京兆《石臺孝經》;至今還光瑩如漆,很好地儲存於西安碑林中。四塊高大的碑石聚成方形,上有蓋,立於多層石臺上。四面刻字,前三面為隸書,各十八行,每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半部分為隸書七行,後半部分上截為楷書寫的表文九行、行書寫的批答三行,下截為諸臣題名四列。李亨篆額書“大唐開元天寶聖文武皇帝注孝經臺”。
其五,下詔頒示中外。
在天寶五載(746年),玄宗又下達詔書,說:“《孝經》書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缺文。仍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唐玄宗命令集賢院再次修訂《孝經義疏》,並於中外頒示。
唐玄宗的《孝經注》列於學官,這對後世影響非常深遠。清代阮元在《孝經註疏校勘記序》中這樣評價:“《孝經注》之列於學官者,系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拾取)以僅存。而當時元行衝《義疏》,經宋邢刪改,亦尚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窺《孝經》之門徑也。”因此,這是後人進入《孝經》的入門之作。
唐明皇的《孝經御注》行世,其他各注也被替代了。有意思的是,不僅在中國造成影響,在日本也受到波及。李學勤曾有說:在中國,八世紀中期《孝經》御注頒行,《孔傳》、《鄭注》同歸衰亡,這件事也影響到日本。日本大寶二年(702年,武后長安二年)頒佈的學令原規定學生治經必兼修《孝經》、《論語》,《孝經》用《孔傳》、《鄭注》。到貞觀二年(860年,唐懿宗鹹通元年)詔書,以唐玄宗御注立於學官。但是同時又說:“但去聖久遠,學不厭博,若猶敦孔注,有心講誦,兼聽試用,莫令失望。”這是孔《傳》繼續在日本流傳的重要原因。(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
這裡令人觸發的地方很多,如日本一方面緊跟唐朝的潮流,加以變化;一方面又允許滯後,可以不變。這種現象頗有啟示的深意,不僅孔《傳》、鄭《注》因此得以繼續傳流,而且推而廣之。這就是一個傳統與新潮的處理智慧問題了。筆者去大阪、奈良、姬路、神戶參觀的時候,見古蹟、文物儲存得如此好,而現代建築又如此繁華,兩者並行而不悖,相處而相顧,也許就是這種智慧的深層的滲透。反思我們,頗喜歡“一刀切”、“不留尾巴”,追求“整齊劃一”,不知道破壞了多少古建築,也不知道毀壞了多少文物典籍。我們深刻地反思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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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孝經序》(1)
唐玄宗的《孝經注》的內容,在後文《孝經》的解讀中會引用並解釋。唐玄宗的這一名《序》,可分為五段,我們不妨逐一講讀一下。
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按,這一段大意是,我聽說上古時候民風教化是樸質疏略的,雖然因應自然的親愛父母之心的孝已經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禮節的猶尚簡少,等到已有了仁義之說,那麼親愛的聲譽日益顯著了。聖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來教化人民的,所以就嚴而教敬,就親而教愛。於此因順移孝為忠之道昭彰,立身揚名之義也彰顯了。孔子說:“我的心志在於《春秋》,德行在於《孝經》。”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