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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有時擠得像過節時的火車廂。不衝鋒的時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時坑道里黑黑的,還沒有閃光燈,只有鎂光粉。用火柴一點就“撲”的一聲,還有白煙,很嗆。儘管這樣,戰士們還是很願意照相。他們說,照吧,嗆就嗆點吧。開始我用B門,開啟相機,然後點燃鎂光粉。鎂光粉也不多,我們就把美國人扔的沒炸的那些照明彈撿回來,把其中的鎂光粉倒出來,用軍用電池連在照相機上,電池又連在鎂光粉上,這裡按快門,那裡鎂光粉就著了。這土辦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個搞攝影的一塊走,半路上那位說要方便一下,我們就找了個隱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時,敵人的炮彈就鋪天蓋地的把我們剛才的路炸了個稀爛,我們慶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鮮受了兩次傷,一次是炮彈片打到眼睛旁邊,還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個宣傳隊的副隊長喬松亭也和我一樣被打到了眼睛旁邊,他犧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給了通訊員,由他交給軍裡,沖洗後由他們負責發稿。上甘嶺戰鬥時我才19歲,許多戰友很年輕就犧牲了。戰士們經常在坑道里說,“活到20歲就夠本了!”可見傷亡有多大!像黃繼光那個連隊,就打得剩了5個人。炮彈一來,一下子幾個連隊就沒了。我能活著就不錯了,倖存的老戰友如今還經常聯絡,戰場上的感情是最真摯可靠的。我們的師長今年去世了,他最後升為中將。
上甘嶺的照片總共用了20多張,照片都在哪裡發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發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費,而那時我的工資才21元!後來這些底片在哪裡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軍事博物館,有些可能在解放軍畫報社。朝鮮戰爭之後我們出版了一本畫冊,裡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來,那個場面應該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個戰士叫王仕佑,他帶著另外兩個戰士一直在坑道里、戰壕裡穿梭著打,先後消滅了幾百個敵人!回來時渾身是土和血,什麼也聽不見—耳朵早被震聾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沒想起來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給祖國人民在寫信的鏡頭。假如有現在這樣的技術和觀念,那我一定會拍很多照片的。這是我最大的遺憾,是“時代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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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勝利:《歡送志願軍回國》
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多年被選入課本,電影《上甘嶺》更是家喻戶曉。那些英雄人物、英雄故事及相關的藝術品之所以魅力出眾,除了事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作品可以在事後比較從容地創作,可以修改,可以發揮集體的力量。而攝影作品則不行,百分之一秒的瞬間,一切就基本上都已經決定了。這是新聞攝影有別於其他新聞形式、藝術形式的一大特點,是攝影獨有的難度,與繪畫、電影、電視相比,照片的獨特魅力也由此而生。
呂厚民的作品《歡送志願軍回國》就是一幅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終結作品。它已經成為了一個符號,與一戰二戰的那些經典照片一樣,成為不可重複、不可替代的新聞攝影經典之作。由於朝鮮戰爭是二戰後由美國等西方國家發起、旨在對抗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而應戰的有中國、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甚至還有一些蘇聯軍人秘密參戰。從某種意義上講,後者取勝,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歡送志願軍回國》的熱烈場面所傳達的更深一層的資訊,便是“我們勝利了”!
這張照片是1958年9月拍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最後一批迴國的隊伍。當時是在朝鮮東部的咸興北道沙裡院,志願軍的隊伍行走在剛剛修復的城市裡,這已經是朝鮮戰爭停戰後的第5個年頭了。
我那年隨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朝鮮,一天上午到了沙裡院志願軍的駐地時,那裡已經有很多朝鮮群眾和人民軍戰士在和志願軍們握手擁抱,好多人都滿面熱淚,那場面實在感人。我也受感染,拍了不少,但總覺得沒把那種氣氛表現出來。當時人擠人,根本沒工夫去考慮,到了跟前又太近,那時也沒有廣角頭,後來我就想找個高處。突然一看,路邊有輛吉普車,經過車主的同意,我就立刻跳到車蓋上,可以說那是惟一的高角度了,正好能拍到歡呼的大場面。被抬起的是志願軍軍官,下面都是朝鮮人民軍戰士。人們喊著:“中朝人民友誼萬歲!打倒美帝國主義!”剛拍了幾張,朝鮮人民軍發現我了,於是把我當成目標了,也把我當成一箇中國英雄抬了起來,歡呼著,我很激動,但卻拍不成照片了!
隊伍一直走著,高角度也沒了,但我慶幸自己拍到了最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