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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反”、“五反”運動時，陳就被抓成“老虎”（把這兩種人叫老虎），組織批判他，揭發他。罪名只是一些多借相機之類的。最終把他從行政11級降為12級。自殺的那天，白天開了批鬥會，家門口也貼上了標語：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國民黨訓政老爺……這也許是針對他工作中比較認真，有時會批評人，管得嚴點。那天開著卡車，抄了好幾家，從我們家拿走了一些衣服，還有什麼我不知了。本來我父親就很自覺了，那時讓騰房子，我們那時住4間房子，結果響應號召給騰了一間，那間房子成了倉庫，我哥哥經常偷著進去玩，把裡面的沙發跳破了。這下母親生氣了，自己掏錢賠了，回頭來批評我們，說公家的東西不能損壞。我們嚇得去撿了許多碎玻璃賣了兩角錢，交給媽媽，媽媽說碎玻璃也是公家的，要交公，把這兩角錢交了。這事給我們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不忘。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新華社給我們四個孩子每人每月12元，這點錢不如我爸爸月工資的三分之一，生活一下子掉進了深淵。家裡的東西都被偷走了，手錶、存摺、衣服都沒了，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直到1968年和1969年，我們四個都下鄉插隊，分赴內蒙古、吉林、山西等地。下鄉前讓我們騰房，把三間變成了一間，就這一間也住上了人。走了以後我們連房子都沒了，真正的無家可歸了。到了1976年以後，我們才陸續回來。四個人裡有三個被安排在新華社工作。給我父母親平了反，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我被安排到攝影部的車間裡工作，有一天一位師傅跟我說，你們家有鋼琴啊。我奇怪他怎麼知道，後來一聊才知道，他就是抄家者之一。後來我還聽說，本來我媽媽是有呼吸的，但到了醫院要搶救，攝影部有人說這是黑幫，不要搶救。整整一個星期後我媽媽才去世。
《開國大典》：照片輝煌的背後（2）
《開國大典》被無數報刊採用，那個令人激動的時刻深深地印在了中國人的心裡。本來天安門城樓並不稀奇，但是自從它成了開國大典的場所以後，就出了名。毛主席後來也無數次登了天安門城樓，但這第一次是永遠無法代替的。這張照片的得來也是不易的，據中國照片檔案館副館長蔡毅回憶：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下設新聞攝影科，由華北軍區政治部華北畫報社、中央電影管理局北平電影製片廠照相科、東北局東北畫報社選調幹部承擔此次報道任務。參加會場攝影的有吳群、陳正青、侯波、林楊、楊振亞、孟昭瑞6人，吳群任科長。
吳群說：在這次會議的現場攝影採訪中，起作用最大、完成任務最好的要數陳正青同志。32歲的陳正青在當時攝影科諸人中年紀最大，參加革命和入黨最早，攝影藝術水平較高，工作活動能力較強，所以大家公推他擔任這次會議的攝影主力，讓他充分發揮專長，在現場下功夫多拍主要人物的活動及重要的場面、生動的情景。這次會議攝影科總計選編髮稿7次，發出175張照片，陳正青的就佔56幅，幾乎佔三分之一。特別是中國人民的敬愛領袖毛澤東同志主持大會、在會場內外的一些重要活動形象，他取景最認真，拍得最多，最好。據一些老同志回憶，僅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鏡頭，陳正青就拍了135整整一卷。其中這幅是使用次數最多、流傳最廣的。
據資料顯示，這次會議的所有攝影師共拍了16000張照片，其中只有童小鵬（後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拍了一張彩色的。能夠上城樓的只有陳正青、侯波、楊振亞三人，林楊當時在飛機上，沒有拍成地面的場景，楊振亞拍了遊行隊伍和閱兵場面。
事後，編輯出版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攝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紀念刊》、《“新中國畫庫”第一種—開國大典》攝影集，另外還有一本《華北畫報》編的專題畫報，封面就是陳正青的《開國大典》。
對於父親的作品，陳平表示，那是一種光榮，也是一種責任。放在誰的身上，也會努力地去完成任務。本來能被派上去就是一種選擇，能夠去的人一定是政治上可靠，技術上過硬。那時候有照相機的人就不多，所以壓力也大。陳平說：
我們非常愛我們的父母親，過早地失去他們是不幸的，但我們沒有消沉墮落，如今我們都生活得很好，父親的照片能夠被人們記住，對國家有用，這是我們最大的榮幸。
提到開國大典，就要提侯波。因為當時只有他們三個人能上城樓，據侯波回憶，楊振亞本來是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