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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聯想到20年前給總理拍攝的情景，姚經才的臉上也是淚水漣漣。
中國照相館是上個世紀30年代在上海成立，在競爭激烈的十里洋場拼搏得頗有聲望了。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從上海北上，坐落在繁華的王府井。遷來時姚經才就是經理，一直到退休。中國照相館也因為領袖拍過照片而名揚中華，成了商家最好的廣告，至今在他們的櫥窗裡還擺著這幾位領導人的照片，在北京王府井的黃金地帶無聲地訴說著那些故事。有意思的是，姚經才的弟弟姚經文現在還在上海，曾經是上海最老的照相館之一—王開照相館的經理，兄弟倆一南一北，還都在最負盛名的照相館裡當經理。如今這兄弟倆還各有一個兒子在這兩個照相館裡工作。
這張照片拍的是黑白片，後來大量的印刷品是彩色的，那是上了色。對照相館來說，上色是小菜。中國的習慣是許多百姓家裡和公共場所都掛領袖像。不僅掛中國的，還掛外國的，像那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等。前一段時間，很多汽車裡都愛掛周總理或毛主席的小照片，好像是從廣東一帶開始流行的，有點供神仙的味道，後來據說那是讓偉人保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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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大夫》（1）
外面炮聲隆隆，子彈亂飛，一個個血肉模糊的傷員被抬進來，在小廟門口的空地上一字排開，等待著搶救。廟裡面，手術正在緊張地進行，手術檯是個自制的馱子，醫生圍著白大褂，穿著草鞋，小廟的屋簷，壁畫……這就是中國的抗日戰場，這就是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在河北淶源縣孫家莊的一個小廟裡在搶救中國軍人的場景。拍下這歷史的瞬間的人就是中國著名攝影家吳印鹹。毛主席的《紀念白求恩》這篇文章使白求恩成了“大名人”，吳印鹹的這張照片則是形象的《紀念白求恩》。想當年，中國人人背誦毛主席的這篇文章，這張珍貴的照片，自然也就成了中國人人都要看的照片。
這張照片攝於1939年10月的一天，外面是晉察冀軍區的八路軍在和日本鬼子打仗。當時敵人瘋狂地“掃蕩”，封鎖了八路軍的物資供應，抗日戰爭處在艱難階段。毛澤東是善於打游擊戰的，而游擊戰要經常到敵人的心臟地區打，有了傷亡就要遠距離地抬回來，而這樣常常就失去了搶救的時機。所以白求恩就說：對傷病員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哪裡有傷員，我們就到哪裡！就這樣，白求恩成立了“東征醫療隊”，隨部隊到了前線。由於條件實在艱苦，行軍主要靠騾子、毛驢，醫療用品都要用它們來馱。白求恩就根據農民的糞馱子做了個醫療馱子，形狀很像個橋，於是白求恩就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蘆溝橋”，多有創意啊。
敵人的“冬季掃蕩”又開始了。他率醫療隊來到了離戰場只有幾里地的小廟裡，小廟的佛像早沒了，裡面空空蕩蕩，白求恩馬上搭起了“蘆溝橋”，拿出了八路軍僅有的一些醫療器具，開始了搶救。
在這之前，白求恩就是知名大夫了，延安電影團來到晉察冀拍攝影片《延安與八路軍》時，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指示延安電影團要拍攝他的事蹟。所以導演袁牧之和攝影師吳印鹹早就和白求恩吃住在一起了。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他的活動，他辦的學校、醫院、培訓班等等，全都拍了。打仗的這天，外面槍炮聲不斷，震得房頂直掉土。從繁華的大上海來的吳印鹹哪裡見過這種場面，連槍聲都沒聽過，心中不免哆嗦，但是看到白求恩在那裡鎮定自若地揮刀，吳印鹹的心也就靜了下來。他一面拍電影，一面又拍照片，接連拍了幾張照片，只有這張最好。電影膠片最後做成了一部紀錄片。由於他學過繪畫，所以拍起電影或照片來，仍然是得心應手。1964年，在張駿祥導演的電影《白求恩大夫》中，吳印鹹以65歲高齡擔任了總攝影，算是了了一樁心願。
吳印鹹先生1994年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書稿和大量的珍貴照片。他女兒吳築清回憶道：
我父親特別喜歡這張照片，把它和《毛主席在延安窯洞講話》的照片一塊掛在家裡，他那麼多照片，只有這兩張照片被長期掛在牆上。他那個時候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特別有感情，去延安時帶的照相機都是自己的。那時候在延安沒幾個專職照相的，只有記者斯諾，醫生馬海德、柯棣華等人有照相機，好像中國人只有童小鵬、葉劍英等個別人有。白求恩也有，他也喜歡照相。這張照片是用依康弗來克斯120機器拍的。自從我父親和徐肖冰他們去了延安電影團之後，才有了職業的攝影者，為中國領導人的早期創業留下了影象資料。這大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