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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暢遊長江”來抒發他的豪情鬥志，晚年的鄧小平則常說：“我能游泳，說明我身體還可以，我能打橋牌，說明我腦子還可以。”是呀！在偉人政治的時代，領袖的身體和大腦，無不關係著民族、國家的命運。所以，他們的健康不僅是自己的話題，還是全國人民，乃至國際社會的重要話題。
與這次在快艇上揮手僅隔一個月，便是毛主席更為著名的一次揮手—在天安門城樓上向百萬紅衛兵大軍的揮手。這一揮的神力可謂史無前例，它令“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最終的結果是，神州大地猶如颱風襲過，一片狼藉，慘不忍睹，這是後話。
一些研究“文革”的專著記載：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報》等主要報刊在頭版頭條登載了毛澤東橫渡長江的報道和照片，當人們看到毛澤東在快艇上揮手檢閱正在長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時，對73歲高齡的毛澤東的領導藝術產生了一種無法形容的信賴感。確實像報紙上宣傳的那樣，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向群眾呼喊“人民萬歲”！激勵著群眾更堅定地“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
受這次毛澤東遊長江的激勵，很多地方都展開了渡江活動，因為“大風大浪”和“搏鬥”與“革命行動”、“英勇氣概”這類內容總是很協調，既然崇拜偉大領袖，那當然要以實際行動來證明了。
經理給總理照相
《周總理標準像》是中國照相館經理姚經才在1956年拍攝的。此後這幅標準像被印刷了無數次，成為幾十年來中國百姓家裡與毛澤東像並列懸掛的領袖像。20年後周總理逝世，這張標準像再次成為眾心所向。拍攝者姚經才也成為幾十年來人們關注的物件。一張照片的生命力越強，它所揭示的道理就越深。現在回憶起這些事，姚先生的女兒姚佩心仍然很自豪。
我父親14歲就在上海中國照相館開始學徒，他沒上過多少學，但他很聰明，悟性挺高。到了1956年中國照相館從上海遷來時他已經是經理了，那時有很多公私合營的服務業，就是把過去的私營企業改造成公私合營，實際上是以公方說了算，我父親就是中國照相館的公方代表。同時遷來北京的還有上海的普藍德洗衣店、造寸成衣店、四聯理髮店等。
他上班以後就基本沒有節假日了。他雖然是經理，但是一直沒停過照相，在店裡總是忙忙碌碌的，也很少和家人溝通。據他回憶，給周總理照相是在1956年的12月的一個禮拜天。當時我父親正在給一個軍人照相，突然周總理帶著秘書和警衛進來了。所有在座的顧客都沒想到，一個堂堂的國家總理會不打招呼地來照相，像一個普通人不事張揚地就這麼來了。正在要照相的那個軍人站起來向總理敬了個禮說，總理好！兩位在旁邊的大學生也向總理問好，總理說你們好。我父親說總理您先來吧。總理說按順序來，你先給他照吧。等解放軍和大學生都照完後，周總理才按順序讓我父親給照。第一次給這樣的大人物照，我父親也很緊張，動作有點拘謹。周總理見狀說你是第一次給我們照相吧，熟悉了就好。你們是專家，一定能照好的。我父親聽了這話，心裡放鬆了一些。在助手的協助下，20分鐘左右就拍完了。給總理拍了半身、全身總共16張。拍完後總理問我父親，從上海遷來是否習慣，以後要更好地為首都人民服務，為國際友人服務。我父親連忙說好。總理走出去時，大家都站起來鼓掌，總理向大家點頭示意。那年我父親33歲。
總理走了以後，我父親趕快洗了出來，挑了幾張送過去，那邊回話說，總理要出訪亞非拉國家，請再洗100張。中國照相館趕快如數洗了送去，我父親又另外洗了4張12寸的送給了總理，沒想到，總理還派人把這4張的錢送了過來，真是公私分明！
那時候周總理只要是私事都是自己付錢，比如看電影就是自己買票，而且為了不打擾別人，往往是在燈暗了後再進去。到北京飯店理髮也是自己掏錢，自己用車辦私事比如去看老朋友或者親屬用車也要付錢。這些事，許多周總理身邊的人們像秘書、警衛、護士等等在回憶總理時都談到了。
後來聽說我父親又給劉少奇、朱德、賀龍、華國鋒等領導人拍過，真是一種榮幸啊。當然，也給我們這些孩子們拍過，我現在想起來也覺得挺自豪的。而像領導人親自來照相館排隊照相這種事現在想都不敢想。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新華社來中國照相館急找底片。姚經理和同事們連夜趕製了許多8寸照片，到旁邊的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分發給寒冷中哭泣等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