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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一樣，宣傳畫也好，紀念章也好，無論用什麼形式，雷鋒精神終歸要進入每一個家庭，終歸要留在歷史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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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鋒，1940年生於湖南望城縣，7歲成了孤兒，5年間失去5位親人，全家6口人只剩下7歲的雷鋒。新中國讓雷鋒感到了溫暖，他上了學，參了軍，入了黨，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標兵、紅旗手，在部隊又多次立功受嘉獎。“在家時好事做了一籮筐，出門時好事做了一火車”。1962年8月15日，雷鋒執行任務回來後對戰友喬安山說，咱們洗車吧。進洗車的院子裡時，雷鋒下車去拿開院門口擋小孩的鐵絲網，然後指揮喬倒車，倒完車向前開時汽車把一根晾衣服用的方木杆撞倒，木杆砸在了雷鋒的太陽穴上，一個多小時後經搶救無效，雷鋒犧牲。他在部隊的時間只有953（一說951天）天。年僅22歲。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領導人分別題詞，學雷鋒運動至今開展不衰。
留得“樣板”在史冊（1）
對於青年人來說，“樣板戲”可能是個較陌生的名詞了，但對於40歲往上的人，這卻是個刻骨銘心、至死難忘的詞彙，是個揮之不去的記憶。儘管他們今天隨時都能哼上兩段兒，但那輕鬆自在的背後，卻深隱著一種難以言表的苦澀，這苦澀，類似於來自康復者對於曾經的瘋人院生活的回憶。
想當年，樣板戲的普及程度，如今的流行歌曲遠不是它們的對手—儘管彼時的傳媒遠不如此時的要發達。就像流行歌曲和明星照共昌共衰一樣，當年家家戶戶掛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樣板戲的大幅劇照了。平時要掛，節假日更要掛，城市裡好買，農村可就難了。過年過節時，農村牧區的人們蜂擁到當地的供銷社（商店），搶購的便是一幅幅的楊子榮、少劍波、李玉和、李鐵梅、郭建光、阿慶嫂……它們令粗陋的家居四壁生輝，給窮困灰暗的生活新增不少亮豔。
1964年，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等領導人觀看了部分劇目。這一次，《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杜鵑山》、《紅色娘子軍》、《海港》等都有演出。在這次的觀摩座談會上，江青以其特殊的身份談了關於京劇改革的意見，至此，江青也正式開始插手京劇的改革、樣板戲的製作及演出推廣工作。當然，此前早有毛澤東的“革命文學”作為思想基礎。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種“樣板團”紛紛誕生。著名的中國京劇院、北京京劇團、上海京劇團、中央芭蕾舞團、上海芭蕾舞團等也組織樣板團到處演出，直接把樣板戲送到了農村地頭、工廠車間。與此同時，各地的大小文藝團體也紛紛學習樣板戲，並搬回當地頻頻演出，學校音樂課的主要課程，同樣也是樣板戲。一時間，農村、工廠、部隊有線高音大喇叭裡，絕大部分時間都被樣板戲所充斥，即使少數民族地區聽不懂樣板戲，也得跟著學唱，否則就是政治問題。這麼大的國家只靠劇團演出顯然忙不過來，於是便拍成電影在全國各地放映，錄了音在電臺裡播放，各種書刊更是連篇累牘、不厭其煩。
樣板戲至高無上的文藝地位，致使拍攝中央級劇團的演出，都成為一項光榮而艱鉅的任務，都是攝影師的一大榮幸。而當時進入千家萬戶的宣傳畫，就是由新華社少數幾個人長期、專職隨樣板團拍攝的。我採訪了他們中的兩位，就是新華社的陳娟美女士和《人民日報》的張雅心先生。
陳娟美：
樣板戲的劇照拍攝是跟著電影攝製組進行的。因為要留資料，做宣傳品，又是政治任務，對燈光、色彩、造型、表情的要求極為嚴格。原則上是成熟一個發表一個，第一個就是《智取威虎山》。電影、攝影與劇組同時進棚，演出是專為拍攝而演的，指定的地方是八一廠、北影廠、新影的攝影棚。新華社由石少華親自掛帥。膠捲不限，因為張雅心拍的多，人們笑他說“你的片子可以用麻袋裝了”。當時指定的是4個人：石少華、孟慶彪、張雅心和我，石是負責人，拍的少，後來孟慶彪有病了不能跟著拍，只有張雅心和我倆人一直盯了下來。
當時用的機器很好，有135的萊卡、120的哈蘇，還有上海出的“東風”牌的，那是仿哈蘇的，是試製品，外面沒有賣的，鏡頭很好，但機械部分粗糙，快門常常打不開，急死人了。一個電影拍下來至少半年，家也回不了，我的3個孩子也沒人管，天天到凌晨兩點，長期下來我得了神經衰弱症，總也睡不好。演員、攝影組完成一部可以輪休，而我們只有一個人跟著！拍完了還得送到國務院文化組讓於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