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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了決心，積極籌備起這事。
1977年11月下旬，畫冊的第一次碰頭會在任世民家中召開，參加會的有王安時、吳鵬、高強、李曉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會上決定由自動化所籌錢出畫冊，把我們幾個人從各自單位借調出來，專門組成畫冊編輯組，我們幾個人當時都是攝影愛好者，吳鵬是北京鐵路局工人、王志平是農業出版社美術編輯、李曉斌是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人、任世民是青海齒輪廠工人、我是北京新興襪廠工人，只有高強在北京情報所從事攝影工作。雖然當時“###”沒有平反，但我們幾人所在單位都很支援這事，很快我們將手續辦好，到高強所在的北京情報所照相室暗房上班了。後來安政也加入進來，編輯組成員由7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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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四五英雄”？（3）
編畫冊第一件事就是要徵集照片。我們幾人當時都有自己的攝影圈子，透過這些朋友將編畫冊的訊息傳出去，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我們就徵集到幾千張底片。後來在《人民的悼念》畫冊中作者這一欄是這樣署名的：“攝影及圖片提供者”，共有120人之多。這裡面有很多人不是照片的作者，有提供作者住處的，有來義務幫忙的。總之，當時這本畫冊還是地下出版物，因為“###”沒有平反，既無經費，更無報酬，但沒有一個人計較這些，畫冊的編輯工作非常有序地進行著。我當時在編輯組負責徵稿退稿，並和曉斌負責製作黑白照片，吳鵬和高強制作彩色照片。當時編輯組7個成員每個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徵集來的，估計我們看到的有上萬張底片。所有底片都沒有樣片，這樣製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據李曉斌回憶，黑白放大相紙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約在兩三萬張。當時大家幹活沒黑沒白，共同的心願就是要把畫冊編好。經過兩三個月的時間，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於1978年2月至3月間調到科學出版社任攝影記者，離開了編輯組。是吳鵬一直在編輯組堅持到了最後，排版打樣，直到畫冊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畫冊還在印刷廠打樣，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數10萬冊，銷售一空。
事後，我們這些人被稱為“四五英雄”，大家都相繼走上專業攝影崗位。20多年來，我從來也沒有以“英雄”自居過，我想我們當時和廣場上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一樣，不過做了一件很本分的事情，今後再有這種事我們還會去做。“四五”的攝影者們當時是懷著一種社會責任感去記錄那時發生的一切，以避免那段歷史影像的空白，因為專業攝影記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門廣場拍照，這種精神及社會責任感將伴隨我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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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平：音樂家，攝影家（1）
提到中國攝影史就要提到王立平，就是那個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嗎？他不但是作曲家，還是個著名攝影家。他的那幅名作跟他的那些美妙的歌曲一樣著名，是中國攝影史上的傳世之作。他還是那個著名的青年攝影團體—“四月影會”的發起人之一，而且連這個名字都是他起的。可能有些人不瞭解他在攝影方面的情況，那是因為他後來全力投入到音樂和政務方面，攝影界的事則較少過問了。
1999年，《中國攝影》雜誌就讀者喜歡的攝影作品作了次調查，結果在前10名中就有王立平的那幅名作《讓我們的血流在一起》。這讓他很開心，離開攝影界這麼多年，廣大的讀者仍然沒忘記他，沒有忘記那個刻骨銘心的事件—1976年的“四五運動”。
“四五運動”在中國是個大事件，在攝影界也是大事件，不僅造就了許多紀實攝影家，同時也是許多職業攝影家至今難以啟齒的事件—因為這一段時間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他們幾乎都“封鏡”了，沒有去天安門廣場，去了的也沒敢拍幾張，結果，數以百計的業餘攝影者大顯身手，在興奮和恐慌中記錄了中國歷史上這重要的時刻。這些作品連同後來的文字記錄以及當時的革命詩抄構成了那個時期最完整的紀錄。
這張照片是在1976年4月4日上午拍的，實際上我在4月2日就去了。從2號到4號我連續去了3天，天天是陰天，加上當時的壓抑氣氛，那些日子真是沉悶。我在1973年時買了個蘇聯產的二手澤尼特單鏡頭反光相機，在那時也算不錯的了。我一去就是一天，那時我住在東直門附近，騎車到天安門，中午就隨便吃點東西。新影廠已經接到指示，不許去天安門，我那時正好要去海南島出差，按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