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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出差前可以有3天的準備時間，我正好用了這3天。本來我定了3號的票，結果我又偷偷去把票退了。那時我已經34歲了，由於藝術圈子和知識分子中間經常議論，我已經知道了很多關於“四人幫”的事情，應該說對這些事已經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了。所以就知道###絕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既然有相機，有這個意識，那就不能錯過。
那時我在新影廠工作，專職作曲。在新影廠裡還有點“方便”—可以用點膠捲的片頭。我到了天安門一看，人山人海。用一個詞形容就是“群情激憤”。有人在唸詩，有人在抄詩，有人在哭。我那時已經練就了一套功夫，就是想拍什麼時，先在一邊調好距離、光圈和速度，然後突然舉起相機按一張，馬上又跟沒事似的眼睛轉向別處，儼然一副老練的樣子。因為那時有兩怕：一是別人怕你，怕你是便衣，將來拿著照片去抓人；二是我也怕被便衣盯上，將來抓了去問，你拍照片幹嘛。我想那時好多人都有這種恐懼心理。
由於形勢緊張，我只能自己去，不敢叫伴兒。後來我聽說，新影廠的一些老攝影師還是在總理追悼會上拍了一些會場外的鏡頭，比如廣場上的人們，現在看起來很珍貴。後來我們發現，在廣場上拍攝的幾個人都很相似：揹著黃書包，不吭聲，悶著頭拍……像鮑乃鏞（在四五運動中拍了許多珍貴照片，其中一幅《白花獻給周爺爺》獲一等獎）、吳鵬、李曉斌，等等。我總共拍了68張，其中有8張不能用，只有60張還可以。在後來紀念總理的展覽中和《人民的悼念》畫冊中以及新影廠出的紀錄片中，我的照片一共被用了30張，使用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但是另一個數字更讓人驚訝：在為悼念總理準備的展覽過程中徵集到了兩萬多張底片。而這已經是經過了有關部門查詢、收集，大量膠捲被放在照相館裡不敢去取，以及自己怕事而親手毀掉了底片等等幾道“劫難”之後的事。
現在看到的這幅照片我拍了3張，而其他畫面只拍了一張。因為這時人們的情緒很高漲，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個人身上了。畫面中的那個人叫王海力，是個鐵路工人，他用手指的血寫了：“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將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您！”人們看了都很感動，紛紛和他握手錶示敬意，大家一起高呼：我們支援你！我們願意跟你一塊流血！那情景真是感人。我後來的標題就是從這句話來的。廣場很平，沒有高角度，我就舉著相機，往後仰了一點，還稍微拍得廣一點，以保證畫面完整。那個人已經被人們抬了起來，坐在人們的肩膀上，這才顯得他很高。這樣“盲拍”的照片還可以，我挺高興。我用的是國產代代紅21定黑白片，光圈是，速度1/100秒。
4月4日拍了以後我回去休息了一會，晚上又出來了。到了天安門一看，人少多了，滿廣場都是便衣—他們都穿軍大衣，很容易看出來。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就沒打手電，也不敢鎖車子，乾脆就推著車吧。這樣邊看邊走，到了12點，開始有緊張的腳步聲，有人收花圈了。我看見有人在唸詩，當時就有幾個人給按在地上了。我就趕快跑，但東西北三個方向都被封了，我只能往南邊跑。圍封的人群裡也有好人，告訴我們說：快走吧！就這樣我從包圍圈裡逃了出來，趕回家就衝膠捲。而那天晚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第二天是4月5號，人們發現花圈沒了，才有“還我花圈”的憤怒，導致情緒進一步激化，這就是“四五運動”。
後來聽說，4月4日晚清場時有不少人被抓，也有人腳踏車鎖了，被按車號追蹤抓去，我們算幸運的。我衝了膠捲後就交給我媽媽了，她又縫在我的小外甥的舊棉褲裡，一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之後才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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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平：音樂家，攝影家（2）
由“四五運動”引起“四月影會”，由“四月影會”引起一大批中青年攝影家的崛起，這在攝影界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準備悼念周總理的展覽和編輯《人民的悼念》這本畫冊的過程中，這批青年攝影家已經顯露出他們的才華和敏感。在1979年4月他們的作品首次展覽時，則標誌著他們的群體力量開始形成。這個群體對當時的傳統力量是個巨大的衝擊。整個過程中，王立平一直是重要的參與者，而且很有“老大哥”的味道。因為在對外公關、協調各方關係的過程中，青年攝影家們難免有過激的想法，而王立平的策略是柔和委婉，把對立的狀態降到最低程度。現在看來王立平確有他的過人之處。
從廣場拍回來之後我就衝卷，當時沒敢放大，因為風聲很緊。我們廠裡有很多廢膠片，那時大家愛做鏡框，我就找了些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