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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圈”等等。這個通知非但沒有阻止人流，反而越聚越多，詩詞也越來越激烈。現抄錄幾段，便可知道當時人們心頭的怒火有多高：
不見報刊懷念您，
天安門前獻詩歌。
千秋功罪人民定，
毀者稀微譽者多。
有的詩詞直指“四人幫”：
總理遭誹謗，
怒火滿胸膛。
天安門前擺戰場，
花圈做刀槍。
叫聲好同志，
請你莫悲傷。
莫忘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素紙黑紗含慟剪，
青松翠柏和淚扎。
誰言獻花舊習慣，
明朝她死定無花。
這個“她”現在看來就是指江青。
4月3日下起了小雨，送花圈的人們冒雨從四面八方湧向廣場。“總理為人民，人民愛總理”這十個大字在廣場上矗立著，道出了人民的心聲。4月4日是丙辰清明節，適逢週末，廣場上人頭攢動，據後來估計，那天廣場上有近百萬人。
在廣場拍了幾天以後，發現沒有制高點，人又很擠，很難拍到大場面。於是後幾天我就換騎了一輛28型男式腳踏車，這樣有合適的畫面我就踩在腳踏車的後架上拍照，果然很方便。4月4日上午11點，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帶領群眾高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接著他又發表了演說，他在講演中說：“同志們，我們發現有那麼一小撮人，把矛頭對準周總理，這是我們絕不允許的！……咱們愛總理的心情都是一樣的，今天成千上萬的工農兵群眾湧向天安門，這就是人心所向！”周圍的群眾跟著他一起喊口號，有的用筆記錄他演講的內容，還有錄音的。當時我正在現場，根本來不及選角度，急忙站在腳踏車上按下了快門，一口氣拍了十幾張底片，其中這張《力挽狂瀾》後來獲“四五運動”攝影作品一等獎。事隔幾年，我終於和這位“演講者”碰面了。他由於在天安門廣場演講，被關了起來，“###”平反後；他從監獄被放了出來。看到很多報刊刊登了《力挽狂瀾》這張照片，他就四處打聽作者是誰，幾經周折，才和我聯絡上了。這時我才知道他是紅旗越劇團的一名專業演員，名叫李鐵華。見面之後回想起那段經歷，大家都十分感慨。我送了一張精放的照片給他留做紀念。
4月4日下午5時，北京重型電機廠特製了兩個高達7米、重約4噸的鋼鐵花圈進入了廣場，廣場上所有群眾為他們鼓掌。曙光電機廠的工人幹部抬著幾十個花圈獻到紀念碑前，並在廣場上召開了悼念周總理的大會，此時廣場上的氣氛達到了最高潮。
1976年4月5日清晨，當我下了夜班又一次來到天安門廣場時，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間都不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還有血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對於攝影者來說，這時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樣將膠捲保留下來。在廣場上拍照的十來天中，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被跟蹤，況且周圍的人都知道我去廣場拍照，我的家人當時作為鄧小平的“同黨”正在挨批，家裡是不安全的。於是迅速地將膠捲沖洗出來，仔細地用幾層塑膠袋包好，連夜把這些膠捲轉移到一個朋友處，囑咐說不管發生什麼事，這些膠捲一定要儲存好，它們會有重見天日那麼一天的。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當時的很多報社的專業記者都不讓去廣場，只有個別大膽的人悄悄地去，所以當時的報紙上沒有這方面的照片，而這恰恰給了業餘攝影者們一個施展的空間，不經意間，歷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紀實攝影家。由於天安門在北京，首都的攝影者就佔據了天時地利，如果沒有這些攝影發燒者，那中國的攝影史重要的一頁，定會留下極其遺憾的空白。儘管後來在編輯畫冊時，有很多專業記者也拿出了照片，但獲得好評的傳世作品幾乎都是這些業餘攝影愛好者拍的。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而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童懷周（筆名）編印了兩本收錄“###”詩詞的《天安門革命詩抄》；與此同時，七機部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幾位同志也編印了一本《革命詩抄》。當時這幾本詩抄在社會上反響很大，人們爭相購買。在北京可以說每家都購有一兩套書，至今我家中還保留了幾套。
由此，我和一些“四五運動”的攝影者結識了。自動化所《革命詩抄》編輯組的王安時和王樵裕及二外的童懷周，大傢俬下議論，如能出一本“四五”攝影集那該多好呀。沒想到王安時、王樵裕他們也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