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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從各個照相館裡沒收或從各處蒐集起來的，好多是人們在天安門的紀念照片，而其中就有我的，可見我早就被盯上了。當然後來我能看到照片，說明對這件事已經是平反了。實際上，像羅小韻、王立平、李曉斌我們這些人，早就知道不能到照相館裡去洗，而且在這之前我們自己都會沖洗，所以關鍵的照片就這樣留了下來。
那個年代有照相機的人不多，當時專業記者們也不能公開去拍，於是，這些業餘攝影愛好者就赤膊上陣了。他們拿著檔次不高的相機，裡面裝著從電影廠裡淘換來的黑白膠捲或者是幾角錢一個的國產“代代紅”卷，憑著一顆火熱的心和一雙敏感的眼睛，拍下了數以萬計的照片，終於使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沒能成為影像的空白。
那會兒我用的是基輔相機，我開始學攝影時就學修相機，所以對相機比較瞭解。買來10米或20米電影膠片自己裝盒。我第一次去廣場是1月8號。剛一聽廣播知道總理逝世我就去了廣場。那時人還不多，所以拿相機的就很顯眼。我那時在北京豐臺當鐵路工人，為了拍照方便，我寧可上夜班，騰出白天來去廣場。別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為什麼去拍攝的。而且從技術上講，我已經沒有問題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我在拍的時候有人問是哪裡的，我只好說是鐵路局的，因為也沒有別的辦法。有時他們盯我，說別拍了，我就收起相機。走了一段他們看我沒動靜，就不跟我了，這時我又拍了。從1月8日開始，直到4月5日，這期間我去了許多次。可能是這批拍照的人裡面去的次數最多的一個。尤其是3月以後，幾乎天天去。
這幅《團結起來到明天》是在4月5日上午10點左右拍的。頭天晚上廣場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們憤怒了，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高唱國際歌，從大會堂開始手挽手地走，目標是廣場東側的“工人民兵指揮部”，那是一個小樓，如今已經沒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壯，頗有走向刑場的氣概。我趕到他們的前面拍了幾張，自己也很感動。這一天是整個活動的高潮，對周總理的愛，對“批鄧”的不滿，對“四人幫”的憤怒，全都在這一天裡爆發了。
我也很奇怪，那天我下午4點就回家了，我住崇文門附近，先把卷衝了，然後又去了廣場。這些底片現在還存著，當時家裡人很支援，囑咐我藏好，我就放在一個高中同學家裡，還有一部分在我母親的醫務室裡一個空藥瓶裡，她是工廠裡的醫生。我的“藏品”裡還有一段3分鐘的電影呢。那是高強借給我的電影機，還有羅小韻和北影的李晨聲給我的電影膠片。可惜我想拍的時候沒有電影機，那時一般人不敢借給你呀，誰都怕出事。高強的電影機是自己買的舊貨，在那個年代就算不錯的了。結果我拍了3分鐘那機器就出毛病了，沒法拍了。要不然我有足足一小時的膠片呢。這3分鐘的片子後來在新影廠的紀錄片裡用了，我還是那個紀錄片的特約編輯。
吳鵬：端著相機的“四五英雄”（2）
在天安門拍照的人不少，這可以在後來吳鵬主編的大型畫冊《人民的悼念》中看到，但論精品，還是要數這幾個人的作品。提到“四五”作品，就要提到這本畫冊，還有一個叫《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總理愛人民》的大型攝影展覽。而吳鵬就是這其中的骨幹分子。有了這樣的形式，作品才有可能傳播得更廣、更久。
整個畫冊的文字是我寫的，而且這本畫冊已經開始有了“專題”的思路了。以往的畫冊大都是單張作品，沒有“專題”這樣一個概念。編輯的過程也是一個漫長的時期，到最後只有我一個人在堅持，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工作，而且也只有我能知道哪個照片是誰拍的。1978年一年我都在編這本書。
說到這本書，無論是攝影界還是新聞界抑或是中國歷史界都不應忘記它。這本書在當時就印了10萬冊之多，而且以後沒有再版，它與《天安門革命詩抄》、《革命詩抄》等構成了“四五運動”的最為直接、最為真摯的圖文紀錄。“四五英雄”們的確為歷史作出了貢獻，而作為這本畫冊主編者吳鵬，他無疑也是英雄榜上的人物。
從1976年底到1977年2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6位老師以童懷周為筆名，相繼編輯了革命詩抄兩本，同時七機部502所和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幾位同志也編輯了一本革命詩抄，在當時廣泛傳播，影響很大。我們知道，那是需要很大的膽識和勇氣的。我和高強經常在一起，就談論著要是出一本攝影畫冊，也會像詩抄那樣感人的。1976年10月，羅小韻和高強分別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