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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底片的下落是個問題。在編輯《人民的悼念》這本畫冊時，底片都交了，後來新華社也複製了一部分底片給我們，現在我手裡只有這張原底了，因為就這一張拍了3張。其他的不知去向了，有的也是幾經輾轉，磨損得很厲害。但我認為，就這個事件來講，它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也知足了。
“四月影會”連著舉辦了三次展覽，每次都引起轟動。這批青年攝影家也漸漸成熟起來。後來這個團體改名為現代攝影沙龍，再後來又改為當代攝影學會。每次改名都更加理性，這些工作王立平都參與了。而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階段，文化氛圍越來越濃，王立平必須在他的本行—音樂上有所作為。事實上，這一時期也是他創作的旺盛時期。他的那些膾炙人口的作品流傳甚廣，結果一個音樂家的王立平頻頻出現在大眾面前，而攝影家的王立平則淡出了大眾的視野。儘管這樣，王立平的攝影情結並沒有消失，至今他還沒放下相機，屢屢以嘉賓的身份出現在攝影活動的現場，手裡舉著最新款的數碼相機。我在他的抽屜裡看到，起碼有4臺數碼相機，家裡的蘋果電腦中存著他最近出國拍攝的大量照片。從中國電影樂團團長的崗位上退下後，王立平擔任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專職的，他還是全國人大常委，如今政務纏身。他還建立了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保護了數以千計的音樂家的合法權益，如今，這個協會的收入以每年數千萬元的速度增加，再次體現了他卓越的組織才能和博大的胸懷。
見過王立平的人會發現，他很好相處，性格開朗，多麼大的事情，他總是娓娓道來，充滿智慧。總之，你會覺得，他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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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鵬：端著相機的“四五英雄”（1）
如果說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期間還有一些人是出於湊熱鬧、發燒的角度在拍攝的話，那吳鵬、王立平、羅小韻、李曉斌等一批“攝影有識之士”就已經是明明白白地認識到了這個重大事件的含義，認識到了必須用相機來記錄這個重大事件。他們將個人的安危擱到了一邊，拍得了一批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照片。
吳鵬是個大“煙筒”，一根接一根地抽菸，而且只抽一半就掐了，讓我這個不抽菸的看著好生浪費。他現在是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展覽部主任，坐在到處都堆著照片的辦公室裡，一向不愛說“這些事”的吳鵬漸漸開啟了話匣子。
我有三次差點被抓進去。
1976年4月2日，有個便衣跟了我很長時間了，最後他抓住了我，要收相機並且讓我跟他走，還在廣場上當場審問我。我就不服，跟他頂。這時圍上來好多人，大聲說“不許帶人”，“我們悼念總理怎麼啦”？本來我在拍照，大家以為我是便衣呢，這下大家認為我是“自己人”，馬上就對我好了，這一起鬨，那個便衣也沒轍了，只好走開。這一次是大家救了我。
4月3日晚，正好“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那首詩剛貼出來，大家都在那裡朗誦和抄寫。我也在拍，晚上9點多鐘，突然一大批士兵和警察們把大家都圍上了，當時只有十幾個人，正好在紀念碑東南角，我們都動不了了。這時警察開始調來後開門的吉普車開始裝人，一次裝幾個，我儘量往後褪（音tun），結果就成為第三輪被裝的。這時紀念碑北側又有情況了，有人在喊，從我們這邊調兵。走了一撥兒又來了一撥兒新的，到該帶走我時只有五六個人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個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聲問：“這兒怎麼了？出什麼事了？”那戰士看了我一眼，問我是：“幹什麼的，你從哪兒來？”我說我找腳踏車呢。那你快出去吧！就這樣我又逃了一次。
還有一次是在4月5日，就是被命名為“四五”的那個晚上。
那天晚上，我也在廣場，突然有很多士兵和警察出現，並從大會堂、歷史博物館，還有南北兩側開始往廣場中央收攏。大家都在跑，而且都是朝著南面稍微寬鬆的方向跑。我也跟著大家跑，就聽見有人喊“抓人啦”，當時有個北京冰箱廠的工人（那是他自己告訴我的，因為那時大家都儘量避免問對方的名字和單位）建議往南跑，結果到了南邊，南邊也有人封鎖，正好有一輛20路公共汽車路過，警察讓車子趕快走，我們幾個人就藉著汽車的屏障跟著車跑出了廣場，就聽警察在後面喊“站住”，這會兒哪能站呢。我一口氣跑到北京飯店才敢停腳，算是又漏網了一回。
後來市公安局裡的照片我也看到了，總共有三大麻袋。那裡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