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記憶中的影像

第10部分 (第3/4頁)

著自動化所和二外的同志們來我家找我，說要出書，借調我來當編輯。策劃人是自動化所的王安時、王樵裕。其他成員還有羅小韻、李曉斌、高強、王志平、任世民、安政等。我們在任世民家碰了個頭，就算是成立了編輯組。到1978年1月，我們就到北京科技局照相室高強的暗房裡上班，那時只有他是“專業”的。第一天的工作就是徵集照片。我和王志平是編輯組長，羅小韻管徵稿退稿，李曉斌管聯絡作者，高強和我製作彩色照片，小韻、曉斌做黑白照片，我們透過各自的攝影圈子開始了工作。一個月之後，我們的“後援單位”擴大為五家：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革命詩抄》編輯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童懷周，七機部502所《革命詩抄》編輯組，《世界文學》編輯部《心碑》編輯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圖書資料室。這些人是《革命詩抄》的編輯者，所以說，這本畫冊也是革命詩抄的延續。

實際上，比這早的時候，王志平就自己編了一本名叫《國喪》的影集，收集了四五百張“四五”照片，在朋友之中、社會上流傳，影響很大。吳鵬自己也放了100多張照片製成影集透過熟人送給鄧穎超。李曉斌也用這種辦法送到鄧小平家。鮑乃鏞也製作了影集送到了鄧穎超家、華國鋒家和新華社。所有這些都表明這一批青年人是多麼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來表達心中的思念，並渴望得到某種支援。

當時同在天安門拍攝、後來成為該畫冊編輯之一的李曉斌回憶說：

編畫冊的工作沒白天黑夜，沒有報酬，吃飯自理，騎腳踏車滿北京跑。將近一年後，上學的上學，調動的調動，只有我和吳鵬在堅持，過了三週，我也調到了中央實驗話劇院，只剩下吳鵬一個人了。他兢兢業業地幹到###平反、畫冊出版。平心而論，無論從編輯畫冊的責任心和編輯思路，還是“四五”期間拍攝作品的數量質量而言（畫冊中用了吳鵬的150張，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我認為吳鵬是“四五”攝影人中的傑出代表。尤其是4月5日那天，衝擊大會堂、燒小樓、燒小車、手挽手喊口號、廣場上的血跡等等，吳鵬都拍了。而我那天也在現場，相機就在軍挎包裡，很多該拍的我沒拍，也不敢拍。我身邊的一個日本記者先是膠捲被曝光，相機被扔上天摔得粉碎，人又被打得滿臉是血，最後我們歷史博物館的人們把他保護了起來，讓日本大使館來接走。編畫冊時，吳鵬提議：同類片擇優，儘量多用其他人的，少用編輯組的，大家非常贊成。吳鵬那時只是一個工人，能有這樣的膽識，真讓我佩服。

能有這樣的胸懷著實難得。實際上，吳鵬拍攝的作品本該採用更多、獲獎更多。最初，在五個一等獎中，幾乎都是吳鵬的，但他只同意上了一個。

吳鵬說：

那時徵集的底片可能有上萬張。且大多數沒有樣片。我們只好全部放大，大概用了四五十盒相紙。我們的原則是：同一內容的135底片讓位給120底片；編輯組成員的讓位給其他人。1978年搞了一年，我一直在印刷廠盯著，1979年1月正式發行。編的時候事情還沒平反，我們認定這事早晚會平反。等到快印刷了，1978年11月14日，中央批准，###平反了。有5家出版社搶著要出這本書，最後由北京出版社出了。1979年1月8日，《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總理愛人民》的大型展覽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同年4月5日在民族文化宮頒獎。

在這些人的基礎上，在這些作品的基礎上，在四月的春風吹拂下，那個著名的攝影團體—“四月影會”和攝影展覽—《自然·社會·人》展覽誕生了。

吳鵬拍這些照片並非沒有基礎。早在1968年，他就學習了攝影，還同時學了修相機。正趕上“文革”，他就拍了些寫大字報的，紅衛兵衝擊蘇聯大使館的，後來又拍了幹校、牛棚之類的。經歷過“文革”後，人就變得理智了，對形勢也就有了自己的認識。這是他能到廣場去的思想基礎。後來照片中的兩個人還曾給吳鵬寫了信，但他現在找不到這些原件了，印象中好像是東北的。還應當說明的是，這批攝影者當中有不少是高幹子弟，他們為畫冊的出版、展覽的舉辦乃至後來這支攝影隊伍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吳鵬還記得，當時還有外國人在拍，但是幾乎就是當場給“滅了”。否則這些照片要是參加“荷賽”（荷蘭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的話，也可能得獎。

吳鵬：端著相機的“四五英雄”（3）

1948年吳鵬生於北京，1979年他被多家單位看中，但他最後去了新成立的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任編輯、攝影組長。1985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