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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承包經營期間的樓忠福自然如虎添翼，公司的“朝政”自然是綱舉目張，公司的經營也自然運作得平穩順利。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樓忠福和東陽三建早期“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所依賴的當然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批忠誠用命的“謀臣將士”。趙學飛、呂育土、杜洪壽等一大批人才，都是樓忠福創業早期朋友和戰友式的同事。
趙學飛是吳寧鎮的老鎮長，退休的時候樓忠福正好出任經理，樓忠福聘請他當了顧問。趙學飛是個通透圓融、胸無掛礙的天生樂天派，即使是最有心機的人也能在三分鐘內將他視為交心的朋友。加上他過去在東陽長期擔任公社書記，人緣廣、口碑好、基層政府事務熟悉，對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這是再合適不過的顧問了。
呂育土在東陽三建城關建築公司時期就負責辦公室的工作，樓忠福出任經理後，呂育土繼續承擔辦公室工作。不知道是先天的稟賦還是後天的職業塑造，呂育土的性格可以說是細緻入微、忠誠嚴謹、任勞任怨。他是個天生的“內務總管”，他的辦事風格精準得像一個時鐘。
杜洪濤是個實幹經驗豐富、寬厚隨和的老建築，在東陽三建還處於“修建社”的時期就是副社長了。樓忠福出任城關建築公司經理前，杜洪壽已經是公司的副經理，作為樓忠福的老領導，他並沒有心理上的架子和感情上的不適應，而是盡心盡力協助樓忠福和東陽三建的成長。
樓忠福的朋友圈並非只在公司內，而是廣泛地延伸到行內、行外，本地、外地，體制內、體制外。廣交朋友是樓忠福的性格喜好，但交友並非完全漫無目的，主要為了延伸信任關係和擴充套件“合作秩序”。像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東亞地區早期的創業者一樣，樓忠福不但能夠把極難量化的個人關係“估量”出“效用與價值”，而且能夠從廣泛的朋友中選拔最需要和最合適的人才。
憑藉朋友圈的信任和合作關係，樓忠福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公司的平穩運作、業務擴充套件、市場開拓、貸款投資裝置、聘請技術顧問、危機處理等等，都能夠比較順利地解決。作為事業發展的“合作秩序”，也因此得以擴充套件。
順著體制的河道行船（1）
朋友的支援顯然是樓忠福事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但是對於一個鄉鎮企業，要讓“合作秩序”能夠在改革中順利擴充套件，更不可或缺的是傳統體制力量的支援。雖然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要變全能政府為有限政府，打破政府包辦一切的局面，但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沒有體制力量的支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中國的改革本來就是新舊力量並行的“漸進增量改革”，非國有經濟力量的生長在本質上講就是在“體制的邊緣創新”。從“經濟生態”的角度看，上世紀80年代到1992年，中國正處於舊的生態系統已經打破而新的生態系統還遠沒有形成的過渡階段，百足之蟲尚且死而不僵，何況這“蟲”只是衰老而非死亡呢！
而另一方面，鄉鎮企業雖然處在體制神經系統的末梢位置、處於自食其力的生存狀態，但在體制殿堂內仍然找得到其正式的“牌位”。所以鄉鎮企業這隻“麻雀”雖然小，但五臟俱全，在基層政府的小體制中，也算一個“具體而微的國企”。儘管小體制具有大體制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和實事求是精神，但是弱小的“麻雀”要高飛、要“擴充套件合作秩序”，就只能在大小體制的河道順水行船，否則每時每刻都會有頂頭的逆風。
讓人奇怪的是，作為“堅硬鐵匠”的兒子，從小就被排除在體制外的樓忠福，對傳統體制不但沒有牴觸情緒，更沒有認識上的障礙，相反，在處理與傳統體制力量的關係時，顯得輕車熟路、遊刃有餘。這實在不能不讓人感嘆企業家才能往往是天生的，而非在學校教育出來的。
如果將樓忠福對體制力量的理解、接受和遊刃有餘的處理能力，從源頭上梳理，則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前的上世紀70年代。1973年，郭懋陽當城關公社（1980年恢復為“吳寧鎮”）書記。他是共產黨基層幹部中一個比較實事求是、想幹敢幹而又頗有魄力的幹部。就任書記後，他就到各個鄉村去蹲點，瞭解農民生活和生產的情況。蹲點期間，他發現了當地農民在傳統建築業上的優勢，結識了南門塔鄉書記楊文清，也發現了樓忠福這個與眾不同的“拼命三郎”。儘管當時“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還在全國各地開展，但城關修建社就是郭懋陽當書記的時候，重新組建起來的公社集體性質的社隊企業。
蹲點時期的郭懋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