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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故事,在樓忠福的朋友圈中還有很多。如果說樓忠福為人大方豪爽、廣交朋友的個人美德和人格魅力由此可見,那麼這只是對其性格最表面的一種“通俗閱讀”。樓忠福的豁達豪爽、重情重義,是認識他的人的共同印象,這種性格最關鍵的“效用”並不僅僅在於“個人美德”和“人格魅力”。如果用一種社會發展的理性眼光來“閱讀”樓忠福的性格,那麼其關鍵的“效用”,還讓“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在中國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為可能。
“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是哈耶克龐雜高深的思想寶庫中極為重要而且鋒利的一把“剃刀”,所牽涉的內容廣泛而複雜。中國千頭萬緒的現代化程序,也完全可以借用哈耶克這把“剃刀”來“閱讀”。
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資本主義”是一個充滿誤導性的概念,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的本質是“自由企業制度”或者“人類合作秩序的無限擴充套件”。讓人痛心的是,“資本主義”經過了三人談虎般的以訛傳訛之後,被誤導得最萬惡不赦和誤導後果最慘絕人寰的地方,卻恰恰表現在尚不知道“資本主義”為何物的人群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就是對“資本主義”最無知的人群在走火入魔後最歇斯底里的夢囈★。
在哈耶克看來,經濟發展的過程是在越來越多的人中實現分工與合作的過程,也是“合作秩序”不斷擴充套件的過程。“資本”在這個合作秩序擴充套件的過程中,雖然擔負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真正不可或缺的是產權私有的社會基礎和超越家族的社會分工的文化基礎。這兩樣“合作秩序”賴以擴充套件的東西,前一種在中國似有非有,後一種則基本上是缺位。所以,韋伯、梁漱溟、余英時和黃仁宇都認為,中國即使再獨自發展五千年也發展不出“資本主義”來。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本質變化仍然不大。財產私有的現實存在雖然被允許,但在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沒有取得憲法和法律意義上的名分。黨的文化、黨的組織和國家主義傳統,雖然沒有某種程度為“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提供了必要的媒介和支援,但親情、家族在中國人文化心理上的核心地位仍然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替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存在意識,仍然有賴家庭和家族的座標支撐,與基督教文化下超越家族的個人意識、“天職觀”意識和契約精神完全無法相提並論。
中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就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和社會基礎上開始的。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組織者的企業家,如果要把企業在市場中做強做大,或者說把“合作秩序”擴充套件開去,就必須有相應的手段在中國這種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把個人納入分工體系。企業發展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在越來越多的人中實現分工與合作的過程。
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出於自覺還是出於巧合,樓忠福豪爽大度、廣交朋友、廣結人緣的性格確實幫了大忙。廣泛的個人關係、牢固的友誼,給他提供了擴充套件“合作秩序”的信任基礎。當然這並不是樓忠福的獨闢蹊徑,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早期的企業家要成長都必須依賴個人關係的路徑,否則就談不上相互信任關係,更談不上“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
“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2)
像《水滸》中的英雄好漢一樣,為了表達交情,上世紀80年代的樓忠福常常要跟朋友大碗喝酒,在這點上他非常傳統。浙江的酒文化跟中國北方省份的酒文化不太一樣,浙江人在喝酒時說過的話,並不是在放下酒杯後就忘記了。樓忠福和朋友的交情也並非是靠酒杯來維繫,而是靠真情、責任和事業★。
一旦成為朋友之後,樓忠福就不再是端起酒杯跟朋友說話,而是和朋友一起吃麵條,一起為事業打拼。他常常跟朋友說:“做一點事業,交一世朋友。”他總能夠以超出朋友預期的方式滿足朋友的需要,總是以最寬鬆的標準來衡量和選擇朋友。所以他的朋友關係像樹的年輪一樣,隨著事業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而一圈圈地擴充套件,同時以他的事業為核心的“合作秩序”也一步步地擴充套件。
因為他豪爽大度、以誠相待、重情重義的性格,在他承包東陽三建的創業期間,公司原來兩個年齡和資歷都在他之上的、十分能幹的“老臣”——樓正文和吳小偉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左右手。這兩個人在東陽三建是公認的“將相之才”。樓正文淡泊寧靜、好學深思、內斂謹慎,是東陽三建德才兼具的“名節重臣”。吳小偉見多識廣、幹練敏捷、沉穩實幹,是東陽三建開疆拓土的“征戰能臣”。有此二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