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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泡上一壺茶，然後就坐下來一本正經地閱讀報紙★。他還做出新的“家庭約法”，在他閱報的時候，家裡不許有人大聲干擾。
跟他結婚十多年的太太王益芳覺得丈夫像變了個人似的，生活內容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那種“大模大樣”嚴肅認真的閱報架勢，更讓她看不習慣——怎麼突然變得“跟一個幹部”似的。在她眼裡，丈夫仍然是從前那個粗短結實、豪放大度、性格爽直、喜歡結交朋友的漢子，只是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精神重心”已經從她和孩子的身上轉移到了自己經理的角色上了。她也未能體會到，自己的丈夫在一個一日千里的變革時代和自身巨大的角色轉變過程中，對知識和資訊的飢渴程度和成就一番事業的抱負與胸襟。
但對樓忠福而言，這個“堅硬鐵匠”的兒子，卻十分清楚“打鐵需要自身硬”的道理。他跟公司內外的朋友都說：“要打造最鋒利的劍，就必須先有最堅硬的錘子。一個企業的好壞主要看企業經營者的能力。我們鄉鎮企業不像國有企業背後有國家做靠山，我們是沒有媽的孩子，死活是沒有人管的，必須自己找飯吃。”
那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中，國有經濟所佔比例雖然呈下降的趨勢，非國有經濟力量（含準國有的集體經濟）的比例在不斷超越國有經濟力量，但是國有經濟仍掌握著整個中國的經濟命脈，在體制中仍享受著一貫的“貴族”地位。而與國有經濟相適應的舊經濟體制仍然運轉著，對非國有性質的國內企業的各種制度性歧視、觀念性歧視仍然非常普遍。
儘管東陽城關建築公司這頂“紅帽子”能夠成為他們闖蕩市場的通行證，但是這張通行證在等級森嚴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名分”的級別還是太低了。“名分”級別低就意味著禁區更多，市場自由度和空間狹小，所以這個問題必須儘可能快地解決。
1985年中，東陽縣所屬的金華地區變更為金華市，地區變換為市本身就是中國政府為了適應經濟改革需要而進行的調整，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跟隨著一起變化。樓忠福看到了這個機會，不失時機地把東陽城關建築公司更名為“東陽縣第三建築公司”。“名分”由鎮級提升為縣級，意味著自由的增加，意味著很多原來不能做的事情現在可以做。而且好處立即就得到體現——公司更名升級後，很快就把東陽另外一個鄉鎮建築公司——盧宅建築工程隊兼併了進來。東陽三建也由一艘孤單的木筏，變成了兩艘捆在一起的木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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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硬的鐵錘（2）
但是樓忠福知道，兩艘木筏捆不成一艘大船，他並不滿足於這個“名分”的小小提升，他清楚自己經營的這個企業如果要真正在市場上站穩腳跟，還必須做到名實相符。他清楚自己公司的家底，承包的時候城關建築公司總資產不過80萬元。除了幾棟兩層的辦公樓、幾處構件工場等不動產外，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電動機械裝置，如刨機、攪拌機、捲揚機等。裝置數量只有十幾臺，無法滿足工程量增加的需要，裝置資產加起來也就十幾萬元。職工隊伍倒是能夠湊個一兩千人，但都是些幹粗重活的農民子弟和一部分有蓋房經驗的水工、木工，整個公司連個工程師都沒有，員工最高學歷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盧宅建築工程隊被兼併後，資產稍微增加了一些，但並沒有實質變化。
要在短期內改變整個公司的狀況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光有想法就可以實行的，還必須有真金白銀，需要專業知識和專業人才，但是承包經營才剛剛開始，哪來的資金呢？銀行只是老百姓的儲蓄所和國有企業的貸款機，對於他所承包的這個鄉鎮集體企業自然是“金口難開”的。而一個以農民為主體、有工開則聚無工開則散的鄉鎮建築企業，又憑什麼去招募和吸引人才呢？又一個“陣地”擺在面前，考量著這個東陽“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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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群裡有一頭獅子（1）
人與人的不同，只有在困難挑戰的試金石面前，才能分辨。正因為這個道理的支撐，“是驢是馬拉出來遛遛”，才會成為南北通用、永不過時的中國俗語經典。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確實是一個能夠遛出驢和馬的年代和場所，因為在此之前中國人只有一個“國家僱主”，都被裝在不同的公有制“麻袋”裡，都沒有出來遛的機會。舊有秩序中驢和馬的分類，多數都不是實際競爭中遛出來的，而是被按照某種空想和強制的標準來“指驢為馬”或者“指馬為驢”的。在那個“水往高處流、蘋果掉到天上”的時代，即使有“遛”的機會，也只是一種“反熵”或者“劣幣驅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