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力量

第3部分 (第2/4頁)

袖雅量”顯然還是在的，但是在場的很多知識分子和官員卻以誇張的方式，爭先恐後地表達了自己對領袖的愛戴和擁護★。

1956年初毛澤東在南寧批評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接著到長沙飲水、武昌食魚，然後又於5月底6月初在武漢暢遊了長江。這年的蘇聯揭露了斯大林時期的真相，這件事情顯然是構成當年中國政治人考量中國問題的重要背景。同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宣佈“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新的鬥爭任務主要保護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同時中國共產黨的###章去掉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是一個將中國帶離偏軌的機會，可惜上足了發條的歷史顯然已經不受控制。

這年，顧準堅定地離開政府工作，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他開始冷靜地反思理想主義的“龍種”何以棄化為現實世界的滿地“跳蚤”，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進行探源和梳理，與年輕的吳敬璉的師友關係，也從此開始。

同年，浙江溫州永嘉縣人民，在縣委書記李桂茂的帶領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推廣”包產到戶的試驗——在一個“已是懸崖百丈冰”的時刻，浙江人勇敢地展示了“猶有花枝俏”的傑出精神品格★。但是這場勇敢試驗的結局，是一部分人被撤職和開除黨籍，一部分人受到批判，一部分人被送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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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少年（1）

傳統中腐朽、醜惡的東西，有時候就像人的“香港腳”，雖然表面上不見了，但其“根”仍在，所以一旦遇上潮溼天氣，真菌又開始發作。

在孫中山的辛亥革命砍斷大清的“龍脈”、剪掉中國人頭上的辮子之前，兩種叫做“連坐”和“刺字”的中國傳統刑罰，已經被晚清的修律大臣——浙江人沈家本和香港人伍庭芳，在1902年至1907年的修訂法律活動中清理出《大清律例》了★。

但是半個世紀後，一種叫做“黑五類分子”的“歷史腳氣”，又在當時中國“潮溼”的歷史氣候中流行起來。“黑五類分子”的執行邏輯，兼有“連坐”和“刺字”的執行邏輯：一人被認定為“黑五類”，家屬也要承擔“黑五類”的“政治原罪和社會歧視”；一經認定有某種罪行，則終生脫不了“黑五類”的“刺字”。

當時的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帶有“政治刺字”的青少年，從一出生就註定不能享受與其他同齡人同等的權利，因為他們的父輩或祖輩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他們天生就沒有資格和別人一樣去升學、參軍和就業。更可怕的是，後來不僅是歧視還有濫殺。北京郊區的大興縣、湖南省道縣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先後爆發了濫殺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連他們襁褓中的嬰兒也不能倖免★。

樓忠福的父親是“反革命分子”，幼小的樓忠福自然必須“分享”“黑五類”的所有現實負擔。因此當樓忠福上學之後，有的同學和老師常常對他另眼相看。儘管他爭辯說自己比別人更忠於毛主席、忠於黨中央、更恨階級敵人，但“黑五類家屬”的帽子還是無法為他贏得正常對待。很多活動他都被排除在外，很多當時的榮譽沒有機會獲取，吵架的時候他總是被別人指著鼻子嘲笑“小黑五類”。

然而這個在打鐵鋪裡“鍛造”出來的“小黑五類”，卻像一件經得起打擊的鐵器，而不是一件易碎的瓷器。儘管歧視帶來自尊的傷害，但是他並不因此而變得自卑、畏縮。相反，該吵的架他從不迴避，該打的架他勇猛出手。個子雖然不高，但是粗短而結實的身材、張飛一般圓鼓鼓的大眼睛卻是打架的好“裝備”，所以他的拳頭和勇猛為他的童年贏得了一個孩子應有的自尊和平等★。

當然樓忠福是幸運的，因為東陽畢竟是一個“遠離帝都”的窮鄉僻壤，而在中國社會的舞臺上，他也不過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但當時在北京，已經是二十多歲青年人的遇羅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雖然他的《出身論》所激烈反對的出身歧視和對“黑五類”的不公平，也正是小小的樓忠福所反對的，可是他卻因此而成為槍下冤魂。毗鄰東陽的義烏人、胡適的學生、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就更悲慘了。他不僅自己因為“大毒草”——《海瑞罵皇帝》被批鬥致死，而且妻子、女兒和弟弟、妹妹也受株連致死。

學校教育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1976年的中國，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學生升學的依據不是學習成績，而是階級成分和政治表現。所以讀完小學，樓忠福就被迫無奈地離開了學校。

離開學校不久，以批判義烏人吳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