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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農村百姓，不能隨便離開所在地，如果到外地去必須經過批准才是合法的，否則就可能被政府視為“非法”。
因為這個政策當時被宣傳得相當嚴厲，所以兒子還沒有滿月，王鳳珠就抱著孩子去找大舅了，一來是為了上戶口，二來是讓他起名字。
大舅感念自己的艱辛、感念這麼多年來中國人在戰亂和災難中顛沛流離的命運，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夠順順當當，能夠有福有祿。他給外甥起了一個非常傳統而功利的名字——忠福——忠於國家、忠於黨、忠於朋友，而且有福有祿。
1954年，中國農村地區的合作社數量不斷增加，入社的人口也不斷擴張。這時候樓茂春夫婦的“合作社”，也因為樓忠福這位“新社員”的誕生而“擴張了規模”。為了生計，樓忠福的母親還沒有坐完中國女人傳統的月子，就開始為丈夫拉起風箱了。
幼小的樓忠福，多數時候被放在打鐵鋪裡面的臥室睡覺和玩耍，風箱的節拍、鐵錘的聲音和飛濺的火星代替了兒歌和玩具。這算很幸運的了，在當時的中國鄉村地區，這已經算是新奇而先進的工業場所了。更多的孩子，只能在村前屋後玩耍泥沙石塊和互相追逐。如果有打鐵的匠人過來，那孩子們簡直像過節一樣高興。因為他們可以聽聽風箱的節拍，看看鐵錘砸向通紅的鐵塊時飛濺的火星，觀賞一塊廢鐵如何在鐵匠的手裡變成一把鋒利鐮刀的整個過程。這種感受比看社戲中翻滾的藝人還要來得新奇、有趣。
風箱的節拍，就像時鐘的指標，數走了無數分分秒秒和白天黑夜，“合作社”中的“新社員”也一天天長大。一歲多的時候，剛學會走路和說話的“新社員”，已經不安分於靜靜地坐著觀看父母“表演”了。他一會兒過去與母親搶風箱，一會兒過去跟父親要鐵錘，參與意識極強。不過到他真能拿得動一把鐵錘的時候，他們家的“合作社”也已不得不關門了。
1955年毛澤東的心情似乎特別好，好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過的。自古煙柳繁華的錢塘引發了毛澤東的詩興。這段時間，他多次登山，並作了好幾首風月味道頗濃的小詩。“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這麼一種平心靜氣的感覺，在他的詩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風，在讓毛澤東展現溫情一面的同時，並沒有讓他老人家與天鬥、與地鬥和與人斗的熱情減退。
但像鐵匠樓茂春這樣兢兢業業地尋求三餐一宿的農村基層手工業者，就吃不消這種天馬行空、戰天鬥地的革命豪情了。他們對很多莫名其妙的運動感到懊惱和憤怒，認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閒談中，樓茂春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說了很多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他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經驗，指出合作社的大鍋飯弊病，認為合作社只是一個養懶漢的地方。
可是底層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實事求是的幹部的建議，並沒有動搖毛澤東“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魄和決心。1955年７月，毛澤東嫌農村的社會主義運動速度太慢，當年主持農村工作的農村工作部部長、副總理鄧子恢被他批評為東搖西擺的“小腳女人”★。同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提出“根據農業合作化速度加快的形勢，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完成”。
最高指示一下達，1956年初全國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立即掀起高潮。這個時候，不管願意不願意，也不管合適不合適，所有的土豆和散沙都必須進入進口的“蘇聯麻袋”。到年底，全國百分之九十多的手工業者都被放進了合作社的“麻袋”。東陽的手工業者社會主義改造，也在1956年底宣告全部完成。
樓茂春夫婦的“合作社”別無選擇地被推進社會主義大合作社的“麻袋”，因為鎮領導採取了釜底抽薪的辦法，對房東下命令不允許把房子租給他們。看來在容不下私有財產、放不下書生書桌的年月，連一把鐵錘也是沒有地方擺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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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造”於打鐵鋪裡的新生命（2）
1955年和1956年，中國又有很多事情是應該記憶的。1955年，顧准以“戴罪之身”正努力從“理想主義的泥潭”中孤獨地跋涉而出，而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已經急風暴雨般地在全國展開。這年，敢於向毛澤東提出“不奉馬列為宗師”的陳寅恪受到了第一次批判。年底，梁漱溟在一次擴大會議上與毛澤東爭論農村工作的問題，而梁漱溟的認真執著顯然觸到了毛澤東的“雅量”的極限，所以梁漱溟也質問毛澤東有沒有容納異見的“雅量”。毛澤東的“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