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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中國的改革既不需要“休克療法”，也不需要“中國戈爾巴喬夫”，更不需要“中國普京”。一個當年的蘇聯老大哥已經夠中國人消受的了，難道今天還要任某些人耍弄，再往一個進口的火坑裡跳嗎？
基於這些考慮，基於我們對個別學者貌似崇高而實質荒謬的言論的擔憂，我們在動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拋去了人物傳記的傳統寫法。我們不是為了寫一個人物而寫一個人物，我們試圖透過這本書來對這場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爭論作一個實證性的解答。
所以說，這本書不僅僅是寫樓忠福的個人成功史。我們是懷著求證的目的，以一種大歷史的眼光，去考察一個國家的起伏、一段歷史的功過和一個時代的變遷。我們表層上是在寫一個人，但實質上我們在寫一群人、一個國家、一段關鍵的歷史和一個偉大的時代。
簡而言之，我們寫這本書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訴那些高呼“不要對民企抱有幻想”、“不僅需要中國普京”和還要“展開系統的‘秋後算賬’”的學者們，以及那些把他們視為“英雄”的附庸者：沒有民營企業家力量，中國的變革和進步就完全不可能——過去不可能，未來也同樣不可能。
這是血與淚換來的歷史教訓。
起始於1978年的中國改革，註定是一場前無古人的革命。這場前無古人的革命，如果要取得成功，註定只能是一場改革。在這場註定只能是改革的革命中，民營企業家就註定是其中最偉大的戰士。而對於戰士，不管是站著的還是已經倒下的，我們都應該報以敬意。
正如魯迅先生在紀念國民革命先烈時所說的：“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
對於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今天的民營企業家，和革命戰士是同樣的偉大和值得尊敬的。
尊敬他們，就是尊敬他們身上的偉大精神——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征服了西方並重塑了西方，進而征服了世界並重塑了整個世界。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公認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可惜我們的祖先一直在蔑視它、踐踏它，所以它也蔑視我們、踐踏我們。因此自1840年以來，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就只能是被踐踏、被重塑——這與其說是被外族和外來文明打敗，不如說是我們自身的文明不曾善待過的企業家精神對我們文明的報復。
歷史的教訓是沉痛的，但更為可悲的是我們往往只承受歷史的沉痛而不接受歷史的教訓。所以說，今天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如果能夠被我們的社會更好地容納、理解和尊重，這與其說是他們這個群體的幸運，不如說是我們的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希望。
社會是文化的鏡子，文化是未來的鏡子。宗教是文化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宗教與文化都是無所不在而又看不見的元規則。釋迦牟尼所說的“天下事壯莫過心”和孫中山所說的“知難行易”，所指的其實都是一個東西——文化心理——深深化入了潛意識的元規則。正因為這“壯”和“難”，文化的轉型比顯性的經濟轉型和制度轉型來得更艱難、更緩慢。沒有文化成功而到位的轉型，建基於其上的經濟轉型、制度轉型即使勉強推行，也不具協調性、穩定性，甚至可能是被扭曲的、畸形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20餘年，既是民營企業家群體成長的20餘年、經濟騰飛的20餘年，也是文化重新啟蒙的20餘年、社會破立再造的20餘年。
中國改革的未來如何，仍將取決於文化和社會能否與經濟改革和制度變革比翼齊飛、與時俱進。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絕不是偉大的文化。
沒有偉大的文化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沒有偉大的社會就不可能有偉大的企業家，更不可能有生機勃勃的經濟和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
路漫漫其修遠兮，讓我們以自強不息的姿態繼續先輩們未完成的求索吧！
情之所至，百感交集，語無倫次！
謹以這些語無倫次的話語，紀念那些為中國改革開放大業摸索過河之石的勇者，紀念那些仍然站著或者已經倒下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們，同時也算是本書之序吧！
龍鎮洋
甲申年冬 於香港
宣告：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