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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外,還為“左聯”公開發行的《北斗》、《文藝新聞》和秘密刊物《文學導報》寫雜文,或翻譯介紹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及蘇聯的文學作品。第二年初夏的一天,馮雪峰陪同瞿秋白拜訪了魯迅。此後,他們經常見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成了忘年知己。
1936年4月經過長征的馮雪峰迴到上海,向魯迅傳達了*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當時魯迅一見到馮雪峰,就將周揚等人如何“擺佈”他的情況告訴給他。此時,正在魯迅家的胡風就與馮雪峰研究,並徵得魯迅的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同年10月魯迅病逝,馮雪峰以魯迅的學生和地下黨的負責人的身份主持了魯迅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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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鄉,也是同窗:馮雪峰與姚蓬子
姚蓬子本名姚夢生,“蓬子”為筆名,取意於“蓬瀛之子”,以仙境自況,雄心抱負,非同小可。他於1905年出生在諸暨的一個土財主家庭。1923年考入北京大學。第二年,湖畔詩人馮雪峰來到北大當旁聽生。在北大讀書或旁聽的浙江籍學生很多,他們經常聯絡,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關照。兩人因此相識,並很快就成為交往較多的朋友。
1924年的夏天,姚蓬子因為母親病故,中斷了北大的學業,經人介紹到上海的光華書局當編輯。當時,創造社出版部的潘漢年編輯的《幻洲》,由光華書局出版。這種業務關係使得潘漢年認識了姚蓬子。他們一見如故,談話很投機,以後的接觸更加頻繁,成為很不錯的朋友。在潘漢年的影響下,姚蓬子的思想逐漸激進起來,並於1927年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0年潘漢年作為上海進步文化工作的負責人,與馮雪峰一起籌備成立“左聯”時,也邀請姚蓬子參加,並被選舉為“左聯”執行委員兼總務部長。這樣,馮雪峰與姚蓬子的聯絡就越來越多。在“左聯”創辦機關刊物《北斗》時,馮雪峰提議丁玲擔任主編,並委派姚蓬子和沈起予協助丁玲工作。
1932年潘漢年調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到河北從事秘密工作。1933年的冬天,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一個叛徒供出了姚蓬子。姚蓬子被關押,當時他的兒子姚文元才一歲多,是馮雪峰將他送回自己的義烏老家撫養,幾年後才送回上海。
抗戰爆發後,姚蓬子到漢口參加了文藝界抗敵協會,後到重慶創辦“作家書屋”。1943年馮雪峰從上饒集中營脫險後逃到重慶。被董必武安置在姚蓬子的書店休養和隱蔽。儘管姚蓬子只能提供十分簡陋和狹窄的住處,但是馮雪峰對於他在自己危難時期的保護,一直心存感激。
可是,在1957年馮雪峰被打成右派時,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卻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批判馮雪峰的《馮雪峰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思想基礎》的文章,投井下石。特別是馮雪峰在1976年1月病故時,主掌文化界生殺大權的姚文元卻批示對此“不見報,不致悼詞”。如果馮雪峰地下有靈的話,他是該多麼傷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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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進行教育實驗:葉聖陶與王伯祥
葉聖陶與王伯祥都是江蘇蘇州人,他們年齡相差四歲,王伯祥居長。他們從讀中學就在同一所學校,後來又相繼在角直小學、北大預科、商務印書館和開明書店任教及工作,有著六十多年的交往和深摯的友誼。
王伯祥,原名王鍾麒,字伯祥。1907年他與同學葉聖陶同時考入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即草橋學堂),並結為好友。他們在這所學校裡接受了新思潮的影響,思想很活躍。由於共同的興趣、愛好和志向,他倆就與同學顧頡剛、吳賓若一起組織了個詩社。因為受到白居易的詩歌《放言》的感召,給詩社取名“放社”,意在放言高歌。這個“放社”經常組織社友作詩、填詞、聯句等活動,更主要的是交流思想,暢談抱負和政治見解。他們畢業那年,正趕上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王伯祥懷著一腔熱情投筆從戎,而葉聖陶則到上海尚公學校為郭紹虞代課。
不幾年,王伯祥因不滿野蠻的軍閥作風,離開了軍營,到老同學吳賓若任校長的蘇州角直鎮第五高等小學任教。1917年,葉聖陶也應聘到了這所學校。
志同道合的好友重逢,促膝談心,無話不說。他們三句話不離本行,話題最多的還是教育。他們愉快地回憶起蘇州中學的校園生活,談到顧頡剛從北京大學寫信告訴他們的見聞,蔡元培辦學的新思想,黃炎培“國文新教授法”的主張;覺得教育必須改革,於是決定親自試一試,並著手組建角直鎮教育會,研究教育改革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