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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樂七帝二寺邑義等造像》和《蘇軾等仿像老題記》拓片贈送給他。
蔡元培與魯迅的關係密切到愛屋及烏的程度。他對魯迅的弟兄也很關心。蔡元培得知周作人來到北京，就聘為北大人文科教授。周建人因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排擠，蔡元培就將周建人薦舉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
蔡元培對魯迅思想的影響，最主要的還是他執掌北京大學後，倡導的“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聘任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隨之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遷移北京，使得這所瀰漫著陳舊氣息的最高學府，開始呈現勃勃生機，為魯迅思想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背景，使他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白話小說，得以由《新青年》面世。可見，蔡元培倡導的“北大精神”哺育了魯迅，為魯迅的大展宏圖提供了廣闊的舞臺。這是蔡元培對我國文化界的一大貢獻。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蔡元培參加了魯迅治喪委員會，舉行葬禮時，親自執紼送葬。《魯迅全集》編纂好後，蔡元培致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請求送審時開放綠燈。蔡元培為這部全集寫了序言。序言中對魯迅的創作和學問推崇備至。這些評價出於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之口，更讓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來仍令人感動不已。許廣平對蔡元培為魯迅所做的一切極為感激和崇敬，她曾撰文說：“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內傳頌，魯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魯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豈徒私人之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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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共同的話題：魯迅與馮雪峰
湖畔詩人馮雪峰是1928年12月9日，經柔石引薦與魯迅相識的。馮雪峰是浙江義烏人，與魯迅的故鄉紹興古代都屬於會稽郡，馮雪峰非常敬仰這位浙東同鄉，就請柔石引見。第一次見這個小同鄉，魯迅說話不多，當時讓馮雪峰有些灰心。柔石看出了馮雪峰的心意，就告訴他：“魯迅對新結識的人總是談得不多的。”這樣才增強了馮雪峰與魯迅交往的決心。
後來在交往中，魯迅得知馮雪峰在翻譯*文藝理論著作，非常高興。共同的興趣使得他們在接觸中有了共同的話題。於是，他們談話的話題越來越廣泛。馮雪峰不僅在魯迅的指導下完成了蘇聯伏洛夫斯基的《社會的作家論》、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等*主義文藝理論著作的翻譯，還協助魯迅編輯文學期刊《萌芽》。1929年2月，馮雪峰為了便於與魯迅接觸，索性就搬到魯迅居住的*裡11號，恰好與魯迅的住所17號斜對門。有時馮雪峰站在陽臺上看見魯迅沒有客人，就到魯迅家去。他們談得很投緣，有時候興致來了，一談就是幾個小時，甚至談到深夜。魯迅很喜歡這個比自己小22歲的同鄉，對於馮雪峰的執著性格從不計較。他們在交談時，馮雪峰經常堅持己見，總想在某些爭論的問題上說服魯迅；開始魯迅接受不了，但馮雪峰仍然堅持擺明自己的道理，最後使得魯迅能夠接受下來。魯迅與馮雪峰的忘年交非同尋常，馮雪峰作為魯迅的後學，從魯迅那裡汲取了成長的營養，但同時他又作為魯迅的戰友，對魯迅發生了影響。
當時，馮雪峰的文學事業只是掩護，他主要在從事地下黨的工作，經費不足，生活十分拮据。魯迅就採用預支稿酬的辦法接濟他。正因為馮雪峰與魯迅的關係如此密切，在1929年9月，當時任*中央宣傳部文委書記的潘漢年交給馮雪峰一個任務，讓他與魯迅聯絡，商談成立“左聯”之事。潘漢年要馮雪峰向魯迅講清楚：以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這三方面的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團體名稱擬訂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聽聽魯迅先生的意見，包括“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由先生決定。1929年10月的一天，雪峰將黨中央的意見同魯迅講了，魯迅完全同意成立“左聯”，並肯定“左翼”用得很好，顯得旗幟鮮明。這樣“左聯”就於1930年3月2日在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今多倫路201弄2號）舉行成立大會。會上魯迅作了簡單的講話，當時“左聯”成立大會是秘密舉行的，沒有做記錄，事後，馮雪峰根據記憶將魯迅在會上的講話，整理成《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文，經魯迅親自修訂了兩處後，發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
1931年馮雪峰承擔了瞿秋白與魯迅的聯絡工作，他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別去瞿秋白和魯迅的住處一次，傳遞“左聯”與革命文*動的情況，請示或討論一些問題。瞿秋白除了指導和參與“左聯”的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