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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發表在改版後的《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陳獨秀還特意撰寫了“跋語”說：“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果，餘亦篤信而渴望之。”接著，陳獨秀撰寫了《文學革命論》與之相呼應，與胡適攜手擎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後來胡適也承認，要不是陳獨秀的力挺，當年的“文學改革、白話文就不會有如今效果。”
1917年初，陳獨秀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文科學長後，他就給胡適寫信，希望他儘早回國，答應舉薦他來校擔任教授。同年7月胡適進入北大，在教學之餘，還協助陳獨秀編輯《新青年》。後來陳獨秀和李大釗發起創辦《每週評論》，由胡適負責編輯，其用意是與《新青年》互為補充，不過對此胡適並不完全認同，仍然主張應該“只談文化，不談政治”。這實際上為他們間的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筆。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因散發《北平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儘管胡適對陳獨秀髮表的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多有不滿和擔心，也不同意陳獨秀要求學生們罷課，但他還是積極奔走營救陳獨秀。
陳獨秀出獄後思想更為激進，他在《新青年》發表了一篇《本志宣言》，倡導民眾運動，推翻有產階級，建立新型的社會。就在這一期《新青年》上，胡適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卻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