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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陳獨秀在北大受到守舊派的排擠，旋即辭職到了上海。他所創辦的《新青年》也遷移到上海，開始成為上海共產主義發起小組的機關刊物。但在這個階段，陳獨秀仍不忘舊情，總希望胡適能與他並肩戰鬥。他們經常在亞東圖書館會面。1925年冬，胡適因痔瘡住進醫院，陳獨秀來醫院探望他時，說不上幾句客套話，就爭辯起來。爭論的焦點仍然是*和杜威，俄國革命和美國製度。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最終以一方讓步作終。可見，儘管他們思想分歧，觀點有異，但個人間的友情之火還沒有熄滅。
1922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胡適出於友情的繫念，積極遊說，致信顧維鈞，為陳獨秀開脫罪責，得到當局的釋放。1932年10月陳獨秀又一次被捕。在陳獨秀坐牢的五年間，胡適仍然不改初衷，努力活動，只是他鞭長莫及，未能很快奏效。到1937年胡適找到汪精衛，透過汪精衛的工作，終於使坐牢五年的陳獨秀獲釋。
1938年8月，陳獨秀定居四川江津後，生活拮据，十分艱難，依靠編寫小學教材為生。汪孟鄒看望了陳獨秀之後，給剛剛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寫信，述說了陳獨秀的生活困境。胡適十分同情，就多方設法為陳獨秀辦理來美國定居事宜，以便使陳獨秀能夠透過寫作賺取生活費用，可是耿直的陳獨秀卻拒絕了胡適的幫助，從此以後，直到陳獨秀貧病而逝，他們也沒有機會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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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者，道難合：胡適與周作人
1917年4月周作人從紹興來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教授，在同一年的7月胡適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後，也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他們同在文科任職，彼此間也就相識了。但他們間的聯絡是發生在這一年的11月。在文科研究所佈置教師和學生們選擇研究課題時，胡適和周作人都報名參加了“小說研究組”。他們在“小說組”的研究活動中，拉開了現代小說理論研究的序幕，也開始建立了個人聯絡和友誼。
1918年《新青年》改組後，在《新青年》的同仁中，胡適和周作人是配合較為默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日本女作家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的譯文，宣揚摒棄舊思想，舊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觀與貞操觀。這篇譯文得到胡適的響應，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1號發表了《貞操問題》，對熱《貞操論》給予很高的評價，並聯系中國實際，批評了“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貞操問題”是“第一無道理的”。
1918年6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易卜生主義”》一文，提倡個人本位主義，指責封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對此周作人也積極響應，在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發表《人的文學》，將“人道主義”精神歸結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強調要以此“為本”，建立“人的文學”。立場、觀點的一致使得他們的關係更加緊密。但是他們之間有時也存在著意見分歧，其主要表現就是周作人提倡的“新村運動”。他提倡的“新村運動”是模仿日本的，胡適認為不符合中國國情，他先後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學術講演上，以《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為題，激烈抨擊在中國推行新村運動。接著，周作人發表文章進行自強辯解。這次論爭雖然進行得慷慨激昂，但並沒有影響他們間的友誼。這也是當年的一種良好的文壇風氣。
然而，在1920年8月，隨著陳獨秀與胡適的矛盾的加深，《新青年》內部出現了辦刊方針的分歧。胡適主張《新青年》“不談政治”，而周作人與魯迅則表示不贊成這種觀點，仍然站在陳獨秀的一邊。這種政治分歧，為他們的友誼埋下了隱患。
1924年11月，馮玉祥率軍隊包圍紫禁城，驅逐清帝溥儀出宮，胡適卻提出“抗議”，稱驅逐廢帝“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對此，周作人當即給胡適寫信，認為“驅逐清廢帝”，“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信中還告誡胡適，“帝國主義的外國人”支援你的觀點，是因為他們贊成復辟，不要上他們的當。這件事導致了周作人與胡適的根本分歧。
接著在1925年發生的北京女師大愛國學生運動中，胡適與周作人的分歧更為明顯。在這個事件中，周作人與魯迅是支援女師大愛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