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第39部分 (第3/4頁)

化運動的開路先鋒，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並立雙雄。

魯迅在*任職時，他的同鄉好友、《新青年》編輯錢玄同經常到魯迅的住處來，將《新青年》拿給他看，並希望他能寫點文章。魯迅是從《新青年》雜誌上讀到胡適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引起了對胡適的注意。他對胡適提出的文學革命的氣魄和膽識十分敬佩。1918年1月《新青年》改組，魯迅、胡適都應邀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在《新青年》改組會上，魯迅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和胡適等人。他們成了同一戰線上的盟友。最初，他們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發表文章相互配合。當胡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將批判的鋒芒直指封建禮教時，魯迅則與之相呼應，創作了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以更為激烈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

他們同為北京大學教授，在學術領域經常互相切磋，互通訊息。胡適研究《紅樓夢》提出作者“自敘傳”一說，得到魯迅的充分肯定。魯迅寫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引用過胡適考證過的資料。胡適早就有寫作中國小說史的想法，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後，他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蒐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可見他們是觀點相近，配合默契的朋友。

雖然魯迅對胡適倡導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持有異議，但真正形成魯迅與胡適分歧的原因還在於對國民黨的看法上，魯迅面對國民黨的黑暗與強權，所採取的態度是“黑暗至極，無理可說”，只有反抗。而胡適也對國民黨的*專制不滿，但他卻標榜美國式*，冀望透過“負責任的言論”來引導政體走上*化軌道。這種分歧，突出地表現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工作上。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胡適被舉為北平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當“民權保障同盟”向國民黨提出“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時，胡適則公開發表文章予以批評。宋慶齡、魯迅對胡適的言論提出質疑，胡適仍然固執己見。1933年6月18日積極參加同盟活動的楊杏佛被特務在上海暗殺，兩天後魯迅冒著生命危險毅然出席楊杏佛的入殮儀式。而當魯迅為楊杏佛遇害而伸張正義的時候，胡適對昔日的學生和朋友之死，始終未置一詞。鑑此，“民權保障同盟”只得將胡適除名，由此魯迅與胡適也就徹底分道揚鑣了。

儘管魯迅與胡適成為不同立場的代言人，可是胡適對魯迅在白話文學上的成績，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魯迅逝世後，武漢大學教授蘇雪林指責魯迅，汙衊魯迅，極力貶低魯迅的價值和影響。胡適聞知立即給蘇雪林去信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蘇雪林還翻出舊賬說，曾有人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了日本鹽谷溫的著作，熟知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的胡適，在給她的信中寫道：“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這種客觀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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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舊情的朋友：胡適與陳獨秀

陳獨秀與胡適的相識是經汪孟鄒搭橋的。汪孟鄒的哥哥汪希顏在日本留學時與陳獨秀是同學，透過汪希顏的關係，陳獨秀結識了汪孟鄒。而擔任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的汪孟鄒是胡適的老鄉，他們都是安徽績溪人，關係較為密切。1904年陳獨秀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時，就邀請汪孟鄒到蕪湖一起編報，進一步發展了友誼。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後，在上海籌辦《青年》（《新青年》的前身）雜誌時，廣羅新銳人才，以便吹響新文化的號角。有一次汪孟鄒同他談到，他的老鄉胡適在美國發表的長詩《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提到文學革命的問題，在留學生中反響強烈。陳獨秀似乎發現了新大陸那樣，就透過汪孟鄒向胡適約稿。1916年初，胡適翻譯了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獨秀，由此揭開了他們友誼的序幕。

他們在往還的書信中談到的一些思想和主張，都能引起對方的思想共鳴，更進一步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在通訊中，胡適提到文學革命的“八不主義”，陳獨秀予以充分的肯定，並要他寫成文章寄給他。1917年1月胡適將《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