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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聲四起。之所以出現創造社圍剿魯迅的局面,是與當時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分不開的。在大革命失敗的低潮中,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創造社及其盟友太陽社的作家們,想用“革命文學”的口號,在文化界掀起一個革命的新高潮。出於這種願望,他們從宗派主義情緒出發,對凡是不與他們為伍的作家一律大張撻伐,魯迅作為很有影響的作家自然就成了他們首先攻擊的目標。
魯迅孤軍奮戰,力挽狂瀾,先後寫出多篇犀利的雜文予以反擊。1929年黨的六大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人李富春、潘漢年才責令創造社、太陽社停止對魯迅的攻擊。
後來圍繞著“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之爭,郭沫若贊同“國防文學”這個口號,魯迅與郭沫若也產生過意見分歧,但魯迅始終寬厚以待。1936年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寫道:“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郭沫若讀了這篇文章深受感動,他在《嵬苗的檢閱》中表達了自己對魯迅的歉意。他說他以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我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記著個人恩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