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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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就參照他取個筆名。不料，聶紺弩一下子翻到了賈環，就自感有些唐突。賈環這個人物口碑不好，怎麼能參照他來取名呢！正躊躇間，孟斯根說：“不妨事，賈環口碑不好，我比他還差上十倍，叫十環如何？”聶紺弩說：“既然這樣，莫如換個字，叫‘孟十還’。”隨後，孟十還就給魯迅寫信將自己的新筆名告訴給他。從此，孟十還的名字經常在各家報刊上出現，就成了大家公認，自己認可的名字了。

魯迅對孟十還很重視，因為當時的《譯文》是將譯介俄蘇文學作為重頭戲的，很需要介紹俄蘇文學名著和蘇聯文藝理論的文章，所以，在孟十還的譯文發表後，他與魯迅的聯絡逐漸多了起來。當時的孟十還還是個青年人，涉世不深，在譯文選題上還摸不準時代的脈搏。魯迅告訴他翻譯作品的選題，要避免與別人重複，出版社是要盈利的，重複的譯著不好賣，就不容易出版；還告訴他選題切忌“犯忌”。有些敏感的蘇聯作家容易犯忌，而選擇那些俄羅斯的經典作家的作品則穩當些。受到魯迅教導的啟發，孟十還翻譯了果戈理的《五月的夜》。當他將譯稿給魯迅看時，魯迅非常激動。因為他早就想介紹果戈理的作品，現在有人翻譯了，而且譯文水平很好，於是就同孟十還商量準備翻譯一套《果戈理選集》，納入譯文社與生活書店合作出版的《譯文叢書》出版。經過協商，他們計劃這部選集為六部，只有《死魂靈》由魯迅翻譯，其他五部由孟十還完成。在魯迅抱病翻譯《死魂靈》時，孟十還得知魯迅正在蒐集各種版本的插圖，到處訪求，後在一家小書店尋得，隨即買了下來贈給魯迅。這套選集因魯迅病逝只完成了魯迅譯的《死魂靈》和孟十還譯的《密爾格拉德》兩部，後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為著同一的目標”：郭沫若與魯迅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與郭沫若是一對耀眼的巨星，都對我國的現代文學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然而，這兩個從未謀面的作家卻有著很深的積怨，成為同道而不相謀的人。

其實，最初魯迅與郭沫若並沒有矛盾與糾葛。1920年10月，上海《時事時報》的“學燈”副刊出版的“*增刊”，刊登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譯的日本小說，第二篇是魯迅的散文《頭髮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話劇《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譯的愛爾蘭作家的獨幕劇。對於這種編排，郭沫若很不以為然，當即就給“學燈”主編李石岑寫信，提出創作猶如“處子”，翻譯猶如“媒婆”，版面編排應該突出創作的地位。儘管郭沫若這是為自己的創作爭地位，但在信中還是認為魯迅的《頭髮的故事》“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這說明當時的郭沫若對魯迅還是沒有成見和芥蒂的。

1921年的1月和7月，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先後成立，分別打出了“文學為人生”和“提倡浪漫主義和藝術至上”的旗幟。對於這兩個文學團體，魯迅傾向於“為人生”的文學主張，但對創造社的作家並沒有個人恩怨。特別是北伐革命開始後，創造社的作家們紛紛投筆從戎，魯迅對他們的新選擇很是讚賞。當時魯迅正在廈門大學任教，受到創造社作家的鼓舞，也想到廣州“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向舊社會進攻”。當1927年1月魯迅來到廣州時，郭沫若已就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隨軍北上，失去了與魯迅相見的機會。

1927年9月，魯迅在給李霽野的信中談到：“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信中談到的對創造社的評價，其實也滲透著對郭沫若的看法，可見魯迅是將革命後的創造社視為同一戰線的戰友的。

然而，出乎魯迅的意料，1928年1月和2月，創造社的中堅分子馮乃超和李初梨先後在新創刊的《文化批判》上發表文章，以極左的面目攻擊魯迅是“小資產階級作家”，“沒有階級的認識，也沒有革命的情緒”，與此同時卻大力宣揚郭沫若對倡導文學革命的功績。接著成仿吾發表文章攻擊魯迅“以趣味為中心”，“矜持著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魯迅就是根據他這句話，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三閒集》的。對於創造社的同仁以“革命”的名義清理文壇的舉動，郭沫若是持支援態度的。他亡命日本後，化名“杜荃”發表了一篇題為《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的文章，攻擊魯迅是“封建餘孽”，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們對魯迅的圍攻前後持續了一年之久，弄得上海文壇硝煙瀰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