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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我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記著個人恩怨’的”。
1936年10月正在日本的郭沫若聞訊魯迅逝世的噩耗，當晚就寫了悼念文章《民族的傑作》，後又連續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不滅的光輝》等文，給予魯迅以高度的評價，旗幟鮮明地捍衛了魯迅精神。同時也以此反省了自己的偏執。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郭沫若在辭世前一直沒有承認當年化名攻擊魯迅的“杜荃”，就是他自己。其實這個懸案早就被學者們證實了，郭沫若如此迴避，可能是不願意在身後“玷汙”他的晚年形象吧！
困頓之時得救助：沈從文與郁達夫
沈從文是湖南鳳凰縣人，從小就聰明頑皮，當年父親在外當兵，他的頑皮給母親帶來不少的煩惱。小學畢業後，十四歲的沈從文就被母親送到當地的軍隊當了兵。不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波及他所在的湘西，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禮，他決定離開軍隊，到北京尋求升學深造。
當時的北大吸收不註冊的旁聽生，沈從文就在北大聽課。可是沒有文憑找不到工作，他就報考燕京大學二年制國文系，但因成績太差沒能如願。為了生計，他只得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的酉西會館裡，學習寫作，決心闖入文壇，實現自己的抱負。然而，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青年來說，練筆之作往往是不被重視的。他非常苦惱，就在1924年11月給在京的幾位知名作家分別寫信，表述自己的苦惱和艱難處境。當時正在北大任教的創造社作家郁達夫讀到了他的來信。就於11月13日冒著漫天飛舞的鵝毛大雪，到酉西會館看望了他。屋子裡沒有生火，寒氣刺骨，沈從文正在屋裡裹著棉被寫作。郁達夫見他冷得瑟瑟發抖，就將自己的毛圍巾披在沈從文的肩上。郁達夫又問他吃過飯沒有？沈從文很羞怯地告訴他，連早飯都還沒有吃。於是郁達夫帶他到餐館吃了一頓飯，結賬時將剩餘的三塊多錢還給了沈從文。
在郁達夫的鼓勵下，沈從文於1924年12月22日出版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一封未曾付郵的信》，這篇散文訴說了一個文學青年的窮困和苦悶，寫得十分動情，這是沈從文的處女作。接著他又相繼在《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上發表作品，逐漸被文壇所接受，也同時改變了他的艱難處境。到1926年和1927年他已經將自己的作品結集為《鴨子》和《蜜柑》，由北新書局和新月書店出版。
恩恩怨怨的交往：陳獨秀與劉師培
陳獨秀是讀者耳熟能詳的人物，而對劉師培卻不一定了解很多。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江蘇儀徵人。
陳獨秀與劉師培相識於1903年，他們是一對難兄難弟，互相提攜，又互不服氣，因而他們間的恩恩怨怨幾乎貫穿於他們十六年的交往之中。當年陳獨秀與鄒容在日本強行剪掉清朝學監姚煜的辮子，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回到家鄉安慶後，又被人告密，受到官府通緝，只得倉促逃亡上海。幾乎與此同時，劉師培參加會試落第，心中不滿，滿腹牢騷，慷慨陳詞地揭露會試的弊端，官府視為大逆不道，要對他興師問罪。劉師培聞訊流亡滬上。
在上海他們都先後與章士釗取得了聯絡，開始給章士釗主編的《蘇報》和《國民日日報》寫稿。劉師培將考場失意的情緒轉而鼓吹排滿革命，隨即更名為“光漢”，以表示“光復漢族”的決心。《蘇報》被查封后，他與蔡元培等共同發起成立“對俄同志會”，參與創辦《俄事警聞》（後更名為《警鐘日報》），目的是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這期間，陳獨秀與劉師培都參與了這些報紙的撰稿和編輯工作。但他們相處時間不長，陳獨秀想自己獨立幹一番事業，就到蕪湖去創辦《安徽俗話報》，離開了劉師培。他們各自編輯的《警鐘日報》和《安徽俗話報》都以“抵禦外侮，恢復國權”為辦報宗旨，互相配合得珠聯璧合，成為當時宣傳革命的兩個重鎮。1904年秋，劉師培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第二年轉入同盟會。不久，劉師培向蔡元培舉薦了陳獨秀，而陳獨秀卻希望有自己的山頭，就回到蕪湖成為“嶽王會”的頭目。
光復會和嶽王會盡管有著不同的名稱，但其奮鬥目標一致，因而陳獨秀與劉師培還是經常聯絡，互為交流的。這一年的11月19日，劉師培參與策劃在上海刺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失利，他在上海難以立足，陳獨秀便舉薦劉師培化名金少甫到蕪湖任教。這時陳獨秀已在蕪湖成立了暗殺組織。劉師培得知這個訊息，很感興趣，就以欽差大臣的架勢，指手畫腳，引起陳獨秀的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