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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運動的，與北洋軍閥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及其支持者陳源，進行了唇槍舌劍的鬥爭。而胡適則持折中、調和的態度，聯合十幾名北大教授，發表宣告，對章士釗、陳源之流與學生愛國行動及其支持者，各打五十大板。周作人對此非常不滿，當即寫了《〈國魂〉之學匪觀》及《忠厚的胡博士》等文章予以辯駁。
大革命失敗以後的白色恐怖嚇壞了周作人。他開始閉門讀書，明哲保身，不問政治。胡適與他的關係又開始密切起來。1932年，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接受出版周作人的譯作《希臘擬曲》，並付給他較高的稿酬，周作人知道這是胡適的關照，是心存感激的。
七七事變之後，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離開淪陷區，而周作人卻留在北平，後經不起權勢的引誘走上叛逆之路。
他們都喜歡拜倫的詩：魯迅與蘇曼殊
魯迅與蘇曼殊的交往緣起於創辦《新生》雜誌。1906年魯迅棄醫從文之後，開始了文學活動。他從仙台來到東京，打算創辦一個雜誌，取名《新生》，意為“新的生命”。為了籌辦雜誌，魯迅想約集幾位熟悉文字和繪畫的人。
當時蘇曼殊因為在國內參與反清活動遭到通緝，逃往日本，住在章太炎辦的《民報》報館內，章太炎和陶成章就舉薦蘇曼殊與魯迅相識。蘇曼殊擅長繪畫、詩文和翻譯，正是魯迅辦雜誌需要的人才。他們一見如故，談話投緣，就共同著手《新生》的籌備工作。蘇曼殊為《新生》繪製了幾幅繪畫，但遺憾的是，由於資金不到位，編輯好的創刊號卻不能出版。魯迅只好將他與蘇曼殊為《新生》所準備的文章和圖畫，推薦給同盟會河南分會創辦的《河南》雜誌上。像魯迅的《人間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等，以及蘇曼殊的幾幅水墨畫都是在1907年到1908年的《河南》雜誌上陸續刊出的。
魯迅與蘇曼殊的友誼，還與英國詩人拜倫有關。蘇曼殊是我國第一位翻譯介紹拜倫詩作的人，他曾用古體詩形式翻譯過拜倫的《星耶峰耶俱無生》、《贊大海》、《去國行》、《哀希臘》、《答美人贈束髮帶詩》等詩作。魯迅對拜倫也是很喜歡的。他在1907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中，就熱情地謳歌了“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西方詩人，尤其是對拜倫的生平與創作介紹得更為詳細。魯迅敬仰拜倫，認為他的詩“力足振人，語有深趣”，對本國的思想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也寄望能對中國讀者產生影響。這一點正與蘇曼殊喜歡、譯介拜倫的詩是不約而同的。這種共同的文學旨趣，使魯迅與蘇曼殊的思想感情越發接近，他在為文時曾幾次提到蘇曼殊，給予他很好的評價。
對於蘇曼殊的文學創作，魯迅一直很關注。1935年他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作的序言中，在總結“五四”前的文言小說創作成就時，魯迅首先提到的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蘇曼殊。
1918年5月蘇曼殊病逝於上海，終年35歲。十年後，在蘇曼殊的墓碑前，有人冒名魯迅題寫了一首很拙劣的悼念蘇曼殊的詩，魯迅得知非常生氣，馬上寫了《在上海的魯迅啟事》一文，揭穿騙局，說明真相。在這篇短文中，魯迅稱比自己小三歲的蘇曼殊為“曼殊師”。並特意指出詩中的“待到它年隨公去”，是自己“夢裡都沒有想到過”的。這就反映出魯迅尊敬蘇曼殊，他們間也有著很好的友誼，但是魯迅對蘇曼殊的“畸言怪行”和*不羈並不認同。
共同耕耘俄蘇文學：魯迅與孟十還
孟十還，遼寧人。原名孟顯直，因崇拜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和普希金，曾用過筆名孟斯根（普希金舊譯普式庚，“庚”與“根”音似）。從1920年代就在瀋陽的《盛京時報》發表詩歌，後留學蘇聯。1949年定居臺灣，擔任鄭成功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
他的“孟十還”名字還與魯迅有過一段淵源呢！
1932年孟十還從蘇聯回國後，來到上海，開始以“孟斯根”為筆名，發表了很多篇介紹蘇聯文學和俄羅斯文學的文章和譯文，還在《論語》、《人世間》等雜誌上發表過很多散文小品。1934年魯迅發起創辦的《譯文》創刊後，孟十還向《譯文》投了一篇蘇聯作家左琴科的《我怎樣寫作》的譯稿。負責編輯《譯文》的黎烈文覺得這篇譯文的署名“孟斯根”，多次在林語堂主編的《論語》等刊物上出現，就跟魯迅提出是否能請譯者換個筆名發表。魯迅允諾後，就委託孟斯根的朋友聶紺弩同他協商。聶紺弩立馬找到孟斯根，順手從書架上抽出本《紅樓夢》，說是隨手翻到哪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