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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7日，參加了瓦窯堡會議的馮雪峰來到上海，向左翼文藝界貫徹這次會議精神。他與魯迅、胡風談到“國防文學”口號時，他們認為沒有體現出瓦窯堡會議透過的*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精神。馮雪峰提出：“這個口號沒有階級立場，可以再提一個有明白立場的左翼文學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新口號”。徵得魯迅的認可後，就讓胡風寫篇文章提出這個口號。胡風很快就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這篇短論，發表在《文學叢報》上。胡風的文章只是正面闡述自己的見解，絲毫沒有爭辯的意思。然而，由於觀點的分歧、個人的糾紛和左翼作家內部的宗派情緒作怪，周揚等人卻反映強烈，立即組織力量圍攻，從而引發了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周揚一夥對胡風這篇文章採取了“堅定不移的鬥爭”，以表現他們的覺悟和趁機掃除異己。胡風決定回擊，被雪峰壓住了；抱病的魯迅只得對“打上門來”的“鬥士們”宣告，口號是他要胡風提的，但對方還是不能偃旗息鼓，最後，雪峰告訴周揚說，口號“是我提出來的”。周揚立刻聲色俱厲地說：“我還以為是魯迅提出來的，反對時有所顧慮，現在既知是你提出來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兩個口號”之爭，因為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中央高層的干預，文藝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聯名發表了《文藝界各方面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而告結束，但是已經形成的嫌恨與仇隙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由此埋下了禍根。此後的幾十年間，握有文藝界領導權柄的周揚與胡風形成的長期對立、較量、論爭，以至新中國成立後演變為一場重大的文化剿滅的悲劇，都是淵源於這次論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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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風與舒蕪（1）
舒蕪是透過路翎認識胡風的。舒蕪原名方珪德，安徽桐城人，出身於一個家學淵源的家庭，抗戰爆發後，他被迫中斷了高中學業，以教書謀生。他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學，被稱作自學成才的才俊。由於家庭的影響，他對中國古典哲學理論很感興趣，但同時又喜歡魯迅、周作人等現代作家的散文。
在1930年代胡風是魯迅的得力助手，也是很有名氣的左翼文藝批評家，特別是他主編的《七月》雜誌更在文學青年中很有影響。1940年代舒蕪在重慶時，胡風也在重慶。舒蕪敬慕胡風，正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讓他的朋友路翎將自己研究墨子的論文，轉給胡風提提意見。胡風自知對墨子研究不足，就請研究墨子的朋友陳家康審閱。陳家康讀了舒蕪的文章，認為寫得不錯，就告訴胡風可以約舒蕪見面，他們才得以相識。後來，舒蕪寫成了哲學論文《論存在》、《論因果》、《文法哲學引論》等多篇文章，都是經胡風推薦給《文風》、《中原志雜》和《中蘇文化》等雜誌發表的。隨著他們接觸的增多，胡風建議他在這動盪的年月，最好不要把自己封閉在故紙堆裡，應該結合現實多研究些問題。這樣，舒蕪開始轉向現代文藝研究和雜文創作。
1944年4月，延安文藝整風領導小組派何其芳和劉白羽到重慶，向大後文化界傳達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和介紹延安文藝整風的情況。當時胡風擔任“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研究部主任，便以“文協”研究部的名義舉行歡迎會。會上，何其芳、劉白羽傳達了《講話》的基本精神，強調作家的階級性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還介紹了延安整風的情況。不料，卻引起了不少與會者的反感，胡風也對這種觀點接受不了。恰在此時，胡風正忙於籌辦《希望》雜誌。在1945年1月出版的《希望》創刊號上刊登了舒蕪的哲學論文《論主觀》，還有胡風的《置身在為*的鬥爭裡面》。這兩篇文章似乎是姊妹篇。前者《論主觀》是從從哲學史的角度論述主觀精神的作用，呼喚個性解放。後者《置身在為*的鬥爭裡面》，則是張揚了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觀戰鬥精神”，似乎與《論主觀》相呼應。這一期《希望》所表露的思想傾向性，顯然是與《講話》所體現的毛澤東文藝思想相對抗的。因此舒蕪的《論主觀》和胡風的《置身在為*的鬥爭裡面》兩篇文章引起了黨所領導的重慶進步文藝界的注意。他們中有些人不贊成舒蕪文章中片面強調主觀作用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在文藝創作上會引向脫離生活、脫離人民，是值得商榷的。
1945年1月25日，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召開座談會，旨在幫助胡風認識《希望》創刊號上刊登的這兩篇文章的錯誤。然而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2月初，周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