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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
陳獨秀因散發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而遭到警察局的逮捕，後經過同鄉保釋出來。出獄後，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這時他已辭去北大文科學長的職務。在此期間，獨秀應湖北省教育廳長李漢俊的邀請，做了一次講演。國內各地報紙都摘要登載他講演的重點，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這些報紙，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廳就在北池子寓所門前，派警察站崗，等陳獨秀自武漢回京時，加以逮捕。李大釗得到這個訊息，就派人先到西車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裡，暫避一避，再設法送他離開北京。
李大釗為保護陳獨秀出京的安全，排除了乘坐火車或汽車出京方案，經過周密思考，決定由自己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因李大釗是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衣著又樸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裡準備一切。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於是他兩個人僱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也裝扮起來，頭戴氈帽，身穿王星拱家裡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得發亮。陳獨秀坐在騾車裡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張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即購買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釗回京後，等到陳獨秀從上海來信，才向搭建報告此行的經過。後來每談起他兩人化裝逃走事，人們都對李大釗見義勇為的精神表示欽佩。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陳獨秀和瞿秋白到蘇聯去，路過北京，住在鄧初家中。此行極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釗計劃安排的。等到他們安全抵達中蘇邊界來信後，李才告訴大家沿途平安的佳音。
一份雜誌締結的終生友誼：李大釗與章士釗
1914年5月，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辦了《甲寅》雜誌，主張“條陳時弊，樸實說理”，倡導啟迪民智，致力於探討“政治根本之精神”，同時，針對當時國內輿論界的“國權論”，系統地宣傳了“天賦*”觀念，在理論上深入地批判了專制主義思潮。《甲寅》雜誌很快吸納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青年思想家如陳獨秀、高一涵、胡適及易白沙、吳虞、楊昌濟等人參與，正是這批人，日後發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當時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的李大釗，深深被《甲寅》所吸引，遂撰寫了《物價與貨幣購買力》一文，投給《甲寅》。此文引起了章士釗的注意，於是便約見了李大釗。二人晤談頗為投機，之後兩人幾乎每個月都要會晤一次，有時章士釗就留李大釗吃飯，關係日益密切。此後，李大釗 “議論竟與《甲寅》沆瀣一氣”。李大釗先後在《甲寅》雜誌上發表了《風俗》、《物價與貨幣購買力》、《國情》、《厭世心與自覺心》等一系列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理論文章，並就“愛國心”的問題與陳獨秀展開了爭論。這場爭論中所討論的問題，與《甲寅》雜誌宣傳的其他*主義思想一起，被《新青年》所繼承，為後來的作為啟蒙運動高潮的新文化運動做了理論準備。１９１７年秋，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替自己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職務，而自己則專去講授邏輯學。
李大釗接任館長後，常向國外發函訂購書刊，而每次發函訂購，李大釗都要和章士釗商量，徵求他的意見，並請章夫人吳弱男斟酌函件文字，如是三年有餘，李、章二人關係更加密切。１９２５年，吳弱男請李大釗為自己的三個孩子講授《社會學》，每週到章家上課兩次。由於家庭關係密切，李大釗叫女兒李星華認吳弱男為乾媽。李大釗經常與蘇聯使館人員接觸，每次會見前，他總要作充分準備，就所談的要點、預擬語句等，請吳弱男為之斟酌潤色。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逮捕，２８日遇難。李大釗被捕前曾避居蘇聯使館，吳弱男曾假借為兒子籤護照，去使館見李大釗，勸其火速設法出國赴蘇聯。而李大釗卻很鎮定，遲遲未行動。不久，北京政府突派軍警包圍蘇聯使館搜查，拘捕了李大釗等人。章士釗聞訊，由津遄返北京，企圖設法轉機。先見張學良、楊宇霆陳說，學良首肯，楊亦同意，於是入見張作霖。張作霖說此事不可獨斷，須與京外１１將領商量。不久１１將領聯名電至，堅稱李等並非僅空談理論，應對*罷學負責。於是李大釗等犧牲。
李大釗烈士蒙難後，吳弱男首先趕往府右街朝陽裡３號李宅向李夫人趙紉蘭慰問，後來又和章士釗一道去長椿寺奠祭。李大釗身後家中無分文積蓄。吳弱男與其親友分頭奔走，結果只籌集到２０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