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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進入北大,《新青年》移到北大,北大與《新青年》的結合,是“五四”棋盤上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謝世,獨秀在《中央日報》發表感言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悲慘世界》首譯者:陳獨秀與蘇曼殊
蘇曼殊 蘇曼殊與陳獨秀是1902年秋季在日本成城軍校學習時認識的。這一年的冬天,陳獨秀與張繼、蔣百里、潘贊化、蘇曼殊等人,在日本成立青年會,決心為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尋求民族自強的復興之路。共同的理想抱負使他們成為心心相印的朋友。
1903年7月,陳獨秀應章士釗之邀來到上海,共同創辦號召排滿的激進報紙《國民日日報》。10月初,蘇曼殊也輾轉來到上海,被《國民日日報》聘為翻譯。蘇曼殊並與陳獨秀住在一起,兩人情趣相投,更增進了他們的友誼。
在上海期間,蘇曼殊準備利用業餘時間翻譯小仲馬的《茶花女》,他很同情茶花女的悲慘遭遇,想借此來抒發自己的苦痛與鬱悶情緒。陳獨秀得知他的想法後,對他說:“茶花女的遭遇是值得同情,可是有的人生活得不是比茶花女還悲慘嗎?”陳獨秀的幾句話,撥亮了蘇曼殊的心燈,他開始尋找新的感情的突破口。
一個月後,蘇曼殊將一摞譯文手稿交給陳獨秀,說:“仲甫(陳獨秀的字)兄,你看這部書怎樣?我的漢文水平不足,你幫助我潤色潤色,算咱們的共同成果吧!”陳獨秀接過書稿一看,原來是法國作家囂俄(Hugo,今譯雨果)的《慘社會》(今譯《悲慘世界》),十分高興,就答應看看。事後,陳獨秀對蘇曼殊的譯稿,略加潤色。他覺得蘇曼殊譯得很隨便,無法核對原文一一訂正。不過基本的故事情節還是清晰的,就交給《國民日日報》連載,署名蘇子谷(蘇曼殊)、陳由己(陳獨秀)同譯。遺憾的是,只連載了十一回,報館就被查封。後來又由鏡今書局出版了單行本。1918年蘇曼殊去世後,上海泰東圖書局在翻印此書時,署名蘇曼殊大師遺著,書名改為《悲慘社會》。這本書刪去陳由己的名字,使得很多人以為《悲慘世界》的首譯者是蘇曼殊。
同道之誼真情綿綿:康有為與張元濟
張元濟 張元濟比康有為小9歲,卻比康有為早獲科名,康中舉之前,張已經是翰林院庶吉士。不過,康伏闕上書、長興講學,在學術界早具聲名,張元濟對此也是欽仰有加。1895年,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時,同樣懷有矢志維新,渴求變革的張元濟結識了康有為,從此二人結下了長達30餘年的同道之誼。
“百日維新”開始後,由於康有為與張元濟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二人以六品主事之職受到光緒召見,成為自咸豐以來40年未有之“殊遇”。新政期間,他們共同為倡辦的京師大學堂出謀劃策,盡過不少心力;共同向光緒提出了包括“滿漢通婚、去髮辮、除跪拜”等一系列大膽建議;康請開懋勤殿,推薦10名顧問官,張元濟名列其中。“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遠避海外,張元濟被革職到上海創辦商務印書館,但二人時相書信往來。1910年春,張出國遊歷,第一站到新加坡,便去看望卜居檳榔嶼的康有為。辛亥革命後康返國定居上海,康、張二人來往頻繁,張著手輯印《戊戌六君子遺集》得到康有為的大力協助。1927年3月,康去世時,張元濟致函康的弟子梁啟超雲:“南海先生七旬稱慶未及一月,遽爾作古。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可勝悼惜。”表達了無限哀切之意,同時為出版《康南海遺著》竭盡全力。此後數十年間,張先後校評《清史稿·康有為傳》,存錄《康南海藏書書目》,題跋《康長素書札》,直到90高齡,還向友人葉恭綽借來南海會館七樹堂康有為的照片,憑弔祭奠。
不尋常的見義勇為:李大釗與陳獨秀
1920年初,在李大釗的支援下,北大學生組織了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當時對外稱“亢慕義齋”(英文muni*)。與此同時,他與陳獨秀開始著手建黨事宜。在黨名問題上陳獨秀曾提議將muni* Party稱為“社會黨”,李大釗經過思考後一錘定音:“叫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