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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馬宗融夫婦回國，馬宗融在復旦大學任教，羅淑在上海郊區南翔立達學院教書。1936年3月，羅淑夫婦去看望巴金，巴金與他們談起法文翻譯的事，問他們能否譯些法文著作？得到允諾後，巴金就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何為》（今譯《怎麼辦》）法文字給他們翻譯。一個多月後，羅淑就將她的譯稿交給巴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一年的9月，羅淑給巴金送來她寫的小說《生*》。巴金本來就很重視培養作者，見到文學新人無不大力扶持。如今這位同鄉創作了小說，非常高興，給她提了些修改意見，鼓勵她繼續寫作。還給她取了個“羅淑”的筆名，將這篇《生*》交給靳以發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的9月號上。
《生*》問世後，引起了讀者的廣泛注意，朋友們都鼓勵她繼續寫作，羅淑又發表了《劉嫂》、《橘子》和《井工》等小說。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馬宗融應聘到四川任教，此時羅淑身懷六甲，行動不便，與女兒留在上海。可是不久“八一三”淞滬戰爭打響，羅淑在上海很不安全。巴金讓他的弟弟給羅淑買了船票，送羅淑母女前往成都。到成都後，羅淑於1938年2月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少彌，卻因產褥熱不治而辭世。
噩耗傳來，巴金非常悲痛。為了紀念羅淑，巴金將羅淑的作品編輯出版了《生*》、《魚兒坳》、《地上的一角》等三本創作集。還親自為這些集子寫了編後記。
羅淑逝世不幾年，她的丈夫馬宗融也病逝了，留下一對孤兒孤女。巴金和蕭珊就將羅淑的一雙兒女接到家裡撫養，一直供養他們大學畢業。至今這對姐弟如同巴金的親生兒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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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鄉黨情懷：巴金與艾蕪
被稱作“流浪文學之父”的艾蕪是四川新都縣人，與巴金的故鄉成都相鄰。或許是這種鄉黨的關係，巴金也像關心羅淑那樣很關心艾蕪。
艾蕪，原名湯道耕，與巴金同齡，都是生於1904年。在成都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受到《新青年》等進步刊物的影響，對文學產生興趣。後因反抗舊式包辦婚姻而出走，在雲南、緬甸和馬來西亞等地流浪了五年。期間，他在紅十字會醫院裡做勤雜工；也曾流落仰光街頭，乞討度日，飽嘗人間辛苦，得到了真正的底層經歷和體驗。這種艱辛的人生經歷，錘鍊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從最底層的“野蠻人”身上發現了人性的至善與至美。
後來，他從廈門來到上海，為了生計，開始以自己的流浪生涯為題材創作小說，並於1935年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小說《南行記》。這部流浪漢小說為當時的文壇帶來一股清新氣息，艾蕪因此成名。兩人也開始了持續幾十年的交往。
抗戰爆發後，艾蕪從武漢流亡到桂林，在1938年11月成立“文協”桂林分會時，艾蕪與從廣州來到桂林的巴金同時都被選舉為該分會理事。第二年的三四月間，巴金與蕭珊離開桂林返回上海，並著手編輯艾蕪的短篇小說集《逃荒》。他為這本集子寫了篇《後記》。巴金寫道：“在這時候我們需要讀自己人寫的東西，不僅因為那是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成的，而且因為那裡面閃耀著我們的靈魂，貫穿著我們的愛憎。不管是一鱗一爪，不管是新與舊，讀著這樣的文章會使我們永遠做一箇中國人：一個正直的中國人。”
此後的幾十年間，巴金與艾蕪分居兩地，相聚的機會不多，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1950年代初期，艾蕪深入鞍鋼體驗生活，創作了長篇小說《百鍊成鋼》。出於他與巴金的友誼，他將這部小說交給巴金主編的《收穫》首發。1980年4月，由巴金擔任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日本，艾蕪作為代表團的成員，在出訪期間，他們有機會相處了兩週的時間，這對於這對老朋友來說，極為珍貴。
1987年秋天巴金回故鄉成都時，事先約定不參加任何會議和座談，也不接受記者採訪，只想與老朋友聚一聚。他見到了沙汀、艾蕪與馬識途等老朋友。幾天後的中秋節，巴金還特意到艾蕪的老家新都縣去賞桂花。當時，這幾位老朋友已都是耄耋之年，但是老朋友相聚，興致很高，精神也很好，都認為這是極為難得的會見。
1992年艾蕪以88歲高齡仙逝，巴金得知噩耗，立即讓女兒給四川發了唁電。這是艾蕪家屬收到的第一份唁電，以感人肺腑的樸素語言述說了兩位老人的淳樸友誼和對亡友的沉痛悼念。後來四川新都縣決定為艾蕪建造墓園時，特請巴金題寫了墓碑：“艾蕪之墓”。如今巴金的手跡已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