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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集》。
1933年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在烈士公葬後不久病故。在周作人的幫助下，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進入孔德學校半工半讀。1939年8月，星華帶弟弟光華從老家來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偽北大的會計室當出納員。1940年星華又帶光華和一個三歲的孩子去延安，臨行前，經周作人幫助，預支了兩個月的薪水作路費，並辦了出北平必需的“良民證”。
1938年12月，李大釗的次女李炎華和她的愛人侯輔庭來到北平，周作人將賣給北京女子師大的李大釗遺書所得的一百二十元錢，分給她一半，餘下的一半送給星華和光華。可以說周作人對李大釗做到了真正朋友能做到的一切，也足以證明他們的友誼是真摯而深厚的。
恩人變仇敵：蕭乾與曹禺
蕭乾和曹禺是同齡人，他們都生於風雨如磐的1910年。他們都與天津有緣。蕭乾是在1935年7月燕京大學畢業後，經沈從文舉薦進入天津《大公報》編了四年副刊；而曹禺則是在天津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蕭乾與曹禺結緣始於蕭乾主持《大公報》副刊之後。
蕭乾接手《大公報》副刊之時，正是曹禺的《雷雨》轟動天津舞臺之日，他當即發表了*吾的評論文章，給予《雷雨》很高的評價。到1935年的冬天，南開大學教授張彭春將曹禺找回學校，和他一起編譯和排演一出中國化的《財狂》（即莫里哀的《慳吝人》）。張彭春組成了一個陣容強大的劇組班子，除了南開新劇團的新老骨幹外，還請留美歸來的林徽因設計佈景，因而引起了蕭乾的注意。在《財狂》公演時，蕭乾在副刊上推出了“《財狂》公演特刊”，親自撰文給曹禺飾演的主人公阿巴貢（改譯韓伯康）以很高的評價。
1936年曹禺的《日出》出版後，蕭乾更是“像尋寶者那樣以發現新人為樂”的胸懷，先後組約了三個整版的稿件，陸續刊發了李廣田、茅盾、孟實（朱光潛）、葉聖陶、沈從文、靳以、黎烈文等十數篇名家及普通讀者的“集體批評”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是本著“不阿諛、不中傷”，心平氣和，與人為善的精神，與作者進行交流的，因而引起讀者的興趣，加深了讀者對於劇本的理解，也有助於提高《日出》的影響力。為此，曹禺對蕭乾這位“好心的編輯”，還是心存感激的。
1936年是《大公報》創刊10週年，準備搞一次紀念活動。蕭乾趁機建議借鑑美國普利策獎的方法，搞一次文藝作品評獎。在這次評獎中曹禺的《日出》榜上有名。這就進一步奠定了曹禺在文壇的地位。後來因為蕭乾出國十幾年，他與曹禺失去了聯絡。
然而，1957年的反右鬥爭，卻使曹禺忘卻了昔日蕭乾的提掖。這或許是出於自保，或許是出於壓力，或許是想“聽從召喚”，竟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提掖他的“恩人”蕭乾。這種失誤經歷了“*”的洗禮，曹禺的內心是否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想法，則不得而知。難得的三次相處：聞一多與梁實秋
聞一多與梁實秋一生中有過三次相處較多的機會。
第一次是在北平清華學校。聞一多比梁實秋年長三歲，早於梁實秋進清華讀書，是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使這兩個積極分子建立了聯絡，但他們個人的友誼，還是從“小說研究社”開始的。
五四運動落潮後，這夥青年學子產生了一種對社會發言的衝動。在這種衝動的驅使下，梁實秋與顧一樵、翟毅夫、齊學啟等六個同學，於1920年創辦了“小說研究社”。他們找了間沒人住的學生宿舍，定期開展活動。聞一多得知後，就申請加入。隨後又吸收朱湘、孫大雨、饒孟侃等人參加，壯大了力量。第二年，“小說研究社”接受聞一多的建議更名為“清華文學社”，並推舉聞一多為書記，梁實秋任幹事，並肩共事。
對新文學，他們的觀點也一致。對於當時出現的新詩，他們認為既然是“詩”，就應該講究“詩的藝術、詩的想象、詩的情感”，而不能寫得俗如白話。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聞一多寫了《冬夜評論》，梁實秋寫了《草兒評論》。可是這兩篇長文投寄出去，卻一直沒有迴音。這兩個血氣方剛的大學生耿耿於懷，激憤於沒有對社會發言的機會。不久梁實秋的父親梁鹹熙知道了他們的苦衷，就贊助100元錢，將這兩篇評論長文出版了。隨後，他們分頭開始了詩歌創作，旨在用詩的實踐來體現自己的詩的美學觀。聞一多將自己的新詩編為《紅燭》，梁實秋將自己的新詩編為《荷花池畔》，還請聞一多為這本詩集設計了封面。聞一多本想將這兩本新詩集一併推出，不料梁實秋中途變卦，被聞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