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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度的政治面貌曾長期被隱瞞。直到“*”後期，周恩來逝世前幾個月，才由直接領導楊度的周恩來親自將這一真相披露出來。周恩來指示上海《辭海》編輯部，將“楊度”條目中，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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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真摯光照日月：李大釗與周作人
李大釗與周作人是北京大學的同仁，他們是先後於1918年1月和1917年4月受聘於北大的。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周作人任文科教授，主講歐洲文學史。
1916年底，隨著陳獨秀受聘於北大文科學長，他主編的《新青年》也遷到北大。1918年1月，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等六人組成《新青年》編委會負責編輯出版工作，魯迅、周作人都參加了編輯工作。當時，陳獨秀公務很忙，李大釗在圖書館，整日坐班，周作人與《新青年》的聯絡，就去找李大釗。加之李大釗和藹可親，沒有架子，周作人和其他的教師一樣，很樂意與他接觸。這樣一來二去彼此間就很熟悉了。
當年他們還是志同道合的戰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一系列介紹俄國革命的文章。而此時的周作人也對俄國革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系列介紹俄國文學作品的文章，還準備到俄國去親自領略一下俄國的革命。正是李大釗與周作人對俄國革命的共同關注，使得他們成為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個人的友情也與日俱增。
1918年李大釗、周作人、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共同發起組建“工讀互助團”，目的是“實行半工半讀主義”，以期“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對這個帶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運動，周作人很感興趣，積極地參加了工讀互助團的活動。與此同時，周作人對日本的“新村主人”活動很欣賞，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有關新村的文章，並在北京籌劃建立新村，也得到李大釗的支援。在這些活動中他們配合得很默契。
1919年7月李大釗發起建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少年中國》。在早期活動中，周作人與少年中國學會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李大釗曾幾次向周作人約稿，還請他為會員講演兩三次。
五四時期李大釗與周作人的思想有著共鳴之處，聯絡較多，關係較為密切。但在李大釗致力於宣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主義之後，於1920年3月在北大發起組織“*學說研究會”，工作十分繁忙，加之中國局勢日漸緊張，周作人與李大釗的聯絡逐漸少了起來。這一時期，周作人在孔德學校教高中國文，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在這個學校就讀。周作人就透過李葆華與李大釗聯絡。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等在蘇聯大使館被捕。這一天正好周作人與他的同仁到海淀植樹。李葆華等孔德學校的學生也一同前往。當他們得知李大釗被捕的訊息，就將李葆華臨時安置在沈士遠（北大同仁沈尹默的兄長）的家裡。兩星期後由周作人將李葆華接到自己家裡住了一個多月。後經沈尹默給李葆華更名為楊震，送往日本留學。
李大釗犧牲後，面對日本喉舌《順天時報》對李大釗的誣衊與誹謗，周作人挺身而出，接連發表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章予以迎頭痛擊。1933年，北平學界和*地下黨發起公葬李大釗靈柩於萬安公墓，周作人捐款20元，送花圈一個，奠禮10元，並參加了宣外下斜街的公祭活動。
1932年8月，李大釗家屬因經濟拮据，託周作人出售遺書，周作人當即給胡適寫信，請胡適與北大校長蔣夢麟，商議此事，以便儘快了卻此事。儘管當時未能辦成，不過周作人的熱心是讓李大釗的家屬很感激的。1933年春，李大釗故鄉樂亭被日偽軍強佔，李大釗夫人趙紉蘭來京避難，向周作人提及出版全集事，周作人立即於1933年4月致書曹聚仁，請他聯絡出版事宜。同年10月，負責收集李大釗遺作的李樂光（李大釗的侄子）被捕。幸好被捕前將李大釗的遺作，交給了李大釗長女李星華，李星華又轉交周作人儲存。1934年春，周作人將遺稿第一、二部分送給上海的曹聚仁，由魯迅寫了《〈守常全集〉題記》，於1939年4月北新書局出版，但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而第三、四部分一直儲存在周作人手中，直到解放以後，周作人之子周豐一親手將這部分交給李樂光同志。經進一步編選，於1959年出版了《李大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