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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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譽為“東方之義山，西方之濟茲”的梁實秋，也就沒有在現代新詩畫廊上留下自己的大名。

第二次是在美國。1922年聞一多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西洋繪畫，第二年梁實秋也到了美國，在科羅拉多泉大學就讀。聞一多得知後，馬上辦理了轉學手續，來到“科泉”與梁實秋同窗。梁實秋攻讀英文和文學理論，選修美術；聞一多學習西方繪畫，選修文學。共同的愛好和興趣，將他們連線得更為親密。他們從學校附近租了兩間房，在房東家包伙食，朝夕相伴，形影不離，共同鑽研詩文和藝術，度過了近兩年的“西窗剪燭、杯酒論文”的愜意生活。1924年暑假，聞一多要去紐約繼續深造繪畫，梁實秋要去波士頓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西方文化和文學理論。他們結伴東行，在芝加哥依依惜別。

第三次是在青島。聞一多和梁實秋先後於1925年和1926年回國後分別在南京的大學教書。1927年由於國內形勢動盪，他們都來到上海，參與了與徐志摩一起創辦新月書店和《新月》期刊的工作。後來楊振聲受命籌建青島大學，邀請聞一多和梁實秋到青島大學分別主持國文系和外文系，他們就一同來到青島。

在青島他們住得相距不遠，聞一多去學校時，要經過樑實秋的住處。每次聞一多到了梁家門口，就喚他一起走。平時也結伴觀滄海，遊嶗山。

“九一八”事變後，青島大學學生紛紛要求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當時學校一片混亂。聞一多在校務會議上提出開除鬧事的學生，以便“殺一儆百”。不料，學生們聞訊，將矛頭指向聞一多。在校園裡出現了一條“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的標語。還有一次聞一多和梁實秋在一個教室裡看到一幅漫畫，畫的是龜兔賽跑，題為《聞一多與梁實秋》。聞一多問梁實秋說：“你是哪一個？”梁實秋說：“你選剩下的就是我。”此後，楊振聲被迫辭職後，聞一多也離開了青島大學。梁實秋則在1934年7月才離開青島，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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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卸掉的精神包袱：胡風與巴金

巴金與胡風是南京東南大學（今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校友。胡風比巴金低一個年級，但卻是在一個大教室裡上世界歷史課的。而且胡風是學校裡的活躍分子，經常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很有名氣。因此巴金也認識胡風。

1935年9月，巴金從日本回來後，擔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總編輯。有一天偶然遇見胡風。老同學一見如故，從此漸漸地熟悉起來。

1936年10月22日為魯迅先生遺體在萬國公墓下葬時，巴金和胡風都是扶靈柩的人，胡風還是治喪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負責治喪的具體事務，有些零星開支都由他負責。下葬那天，胡風身上的錢給人扒了去。巴金知道後，第二天，就以文化生活出版社預支稿費的名義給胡風送去一筆現金。

抗戰爆發後，巴金和胡風都到了重慶。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巴金關心的是創作，對胡風發表的一些關於文藝理論問題的文章很少讀。他們聚會時的交談也很少涉及文藝理論問題。巴金對胡風辦刊物，出版青年作家叢書來培養人才很敬佩，認為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有一次巴金問胡風：“為什麼有人總對你有看法？”胡風很爽快地回答：“因為我替知識分子說了幾句話。”巴金覺得他的話涉及的問題較為敏感，就沒有繼續交談下去。他們的不同性格最終導致了不同的人生結果。

1949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後，胡風調到北京。此後，巴金每次到北京去，都去看望胡風。1955年在批判胡風的鬥爭中，巴金先後發表了三篇批判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成為巴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尤其是最後一篇批判胡風的弟子路翎的文章，讓他因此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

路翎的小說《窪地上的戰役》發表後，巴金讀後很喜歡。可是在批判胡風的高潮中，實在覺得沒有什麼可揭發的，但不寫又很有壓力，於是就挑選了路翎的這篇小說做靶子，予以批判。可是當《人民文學》將這篇批判稿子發表出來之後，面目全非，出現了很多他沒有寫進去的政治術語，上綱上線，十分嚇人。巴金讀了十分不滿，可是第二天，一個朋友告訴他，胡風的問題已經升級。如按原文發表巴金會成為批判物件，刊物也會受到牽連。編輯的上綱上線倒是給巴金幫了個大忙。但巴金一直為這事內疚於懷，覺得是“向著井口投擲石塊”，表示“決不能寬恕自己”。

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時，巴金再一次見到坐在輪椅上的胡風，面容憔悴，雙眼無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