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雲中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乃超都作為“左聯”的領導成員，攜手開創革命文學的新局面。
1930年9月17日晚上，馮乃超代表“左聯”在一家荷蘭西菜館為魯迅舉辦了50壽辰紀念會。下午五點多鐘魯迅和許廣平帶著海嬰來到菜館。到會的還有茅盾、田漢、葉紹鈞、傅東華等進步文化人士和蘇區來的代表，約計二十多人，美國友人史沫特萊女士也出席了這次紀念會。1931年初，白色恐怖日益加劇。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殺害，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報《紅旗報》也遭到了嚴重破壞。馮乃超奉命去從事《紅旗報》的恢復工作，不久，他又被調離上海，遂與魯迅失去了聯絡。
。 想看書來
寬容化解了矛盾：胡適與郁達夫
創造社的作家們年輕有為，思想激進，在文學創作上崇尚自我，張揚個性。他們的這種創作追求，除了在一部分作品中得以體現外，更主要的是透過論爭來顯示他們的力量。1921年他們與文學研究會打了一場“為藝術”，還是“為人生”的筆墨官司之後，又在1922年由郁達夫發動，向胡適開了火。
在這一年8月出版的《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郁達夫發表了一篇隨筆《夕陽樓日記》。文章針對餘家菊從英文轉譯的德國學者威鏗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進行了指責，認為這部譯作粗製濫譯，沒有達到信達雅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中國的新聞雜誌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糞坑裡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卻一點兒學問也沒有。有幾個人將外國書坊的書目謄寫幾張，譯來對去的瞎說一場，便算博學了。有幾個人，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把他們幾個外國的粗淺的演說，糊糊塗塗地翻譯翻譯，便算新思想家了。”這裡雖然沒有點出胡適的大名，郁達夫確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是朝著胡適發難的。因為餘家菊是胡適過從密切的老朋友，又是翻譯杜威、羅素等西方思想家著作的翻譯家。1919年胡適的老師杜威來華講學時，胡適陪伴左右，到處演講，還給老師當翻譯。可見郁達夫所指的“新思想家”就是胡適。郁達夫之所以如此惱恨胡適，還與三年前的往事有關。1919年郁達夫從日本回國參加外交官考試時，曾以仰慕的心情給胡適寫信，提出面聆教誨的請求；卻沒有收到胡適的迴音。郁達夫耿耿於懷，便藉此機會對胡適的權威性指桑罵槐地提出了挑戰。
郁達夫的文章發表後，特別是文中的一些近乎村婦罵街的言辭，對於胡適這樣的新文學翹楚性的人物來說，是不能容忍的。他就在與丁文江一起創辦的《努力週報》上以《編輯雜談·罵人》為題撰文，親自出馬為餘家菊辯護說：“餘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錯誤，餘先生的譯本卻幾乎句句是大錯的……拿淺薄無聊的創作來出版，同是一種不自覺的誤人子弟”和“淺薄無聊”。胡適的話柔中見剛，加之胡適本身的影響，文章發表後給郁達夫造成很大的壓力，於是就給在日本的郭沫若寫信求救。郭沫若認為，胡適攻擊郁達夫，還把創造社連帶進去，十分惱火。他們就集體出動，予以回擊。郁達夫馬上挺起腰身發表了《答胡適之先生》，郭沫若發表了《反響之反響》，成仿吾發表了《學者的態度》等文章，對準胡適開火。接著，郁達夫還寫了篇小說《採石磯》，以古諷今，影射胡適是個偽君子。
胡適面對這種攻勢，他不願意這樣無盡無休地打筆架，於是就在1923年5月15日給郭沫若和郁達夫寫信表示：“我對你們兩位的文學上的成績，雖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點，卻只有敬意，而毫無惡感。”還說：“我盼望那一點小小的筆墨官司不至於完全損害我們舊有的或新得的友誼”，“我尤其希望你們要明白我當時批評達夫的話裡，絲毫沒有忌恨或仇視的惡意。” 郭沫若讀了胡適主動求和的信，覺得應該適可而止，就在1923年5月17日給胡適回信表示，“斷不致因小小筆墨官司便致損及我們的新舊友誼”。 郁達夫也在回信中誠懇地表示：“我的罵人作‘糞蛆’，亦是我一時的義氣，說話說得太過火了。你若肯用誠意來規勸我，我儘可對世人謝罪的”，還寫道：“你既辭明說‘並無惡意’，那我這話當然指有惡意的人說的，與你終無關係。”這樣這場筆墨官司就風平浪靜了。郭沫若返回上海後，胡適和徐志摩特意去看望他和郁達夫，表示了友好的誠意，也顯示出胡適的大度與寬容。
因女師大風潮而反目：周作人與陳西瀅
陳西瀅，原名陳源，字通伯，江蘇無錫人。1922年從英國倫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在北大英文系擔任主任。19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