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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本想以後尋個機會向魯迅請教，可是不久就被派往中央根據地，沒有機會再次拜會魯迅先生了，成為他的一大遺憾。1936年10月，正在莫斯科第三國際工作的陳雲得知魯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他便以“史平”為筆名，在《救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一個深晚》，緬懷了與魯迅一面之緣的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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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尊而疏遠：胡風與蕭紅
胡風本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1929年秋進入日本慶應大學學習，後因在日本組織左翼抗日文化團體，於1933年被驅逐回到上海。回國後就參加左聯的活動，與魯迅相處得很密切。
1934年10月，蕭軍和蕭紅來到上海，將他們的小說初稿給魯迅，請求批評指導。魯迅讀了他們的作品後，為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寫了篇序，並讓胡風為蕭紅的小說作篇序。胡風讀了這部小說，很受感動，動手寫序時發現小說沒有書名，他就根據小說的內容取名《生死場》。在小說出版前蕭紅髮現魯迅給蕭軍寫了序，就要求魯迅也給她的小說作篇序，魯迅便親自作了序，並將胡風的序作為後記。
1937年9月胡風籌辦抗戰刊物《抗戰文藝》，當時胡風向文友們約稿並徵求意見，蕭紅則直截了當地建議改成《七月》，以紀念七月發生的“七七事變”。不料，在抗日大旗的感召下，以《七月》為中心聚集了一批年輕詩人，形成了“七月詩派”。
1938年5月蕭紅帶著端木蕻良來到武漢。在他們舉行完婚禮後，胡風私下對蕭紅說：“你能擺脫精神上的痛苦，我感到高興。不知你冷靜地考慮過沒有？”這句話傷了蕭紅的自尊心，開始疏遠了與胡風的關係。1939年底重慶大轟炸後，蕭紅的肺病開始加重。蕭紅提出前往香港治療。胡風不知原委，以為他們是逃離重慶，在給許廣平寫信時說：端木與蕭紅“秘密飛港，行止詭秘”。端木與蕭紅得知後非常不滿，隨即疏遠了與胡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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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釋前嫌攜手戰鬥：魯迅與馮乃超
馮乃超；祖籍廣東南海縣，生於日本橫濱。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讀書期間開始參與創造社的活動，成為該社出版部東京分部的聯絡人。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和朱鏡我、彭康、李初梨等人毅然回國，成為創造社的中堅力量。他們於1928年初創辦《文化批判》，積極倡導無產階級文學。只是他們在日本就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回國後面對革命的低潮，他們不是團結各種積極力量，共同對敵，而是將與他們觀點不同的人視為攻擊的靶子，因此就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了魯迅等進步力量。首先發難的是馮乃超在《文化批判》創刊號發表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文章攻擊魯迅是逃避現實的“隱遁主義者”，懷著“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接著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錢杏邨等也紛紛響應，形成了一個貶低魯迅等進步文學的浪潮。面對這夥年輕人的發難，魯迅先後發表《“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章予以反駁，並闡述了對革命文學的見解。文學史上稱這次論戰為“革命文學論爭”。這次論戰經上海的地下黨組織的幫助，馮乃超認識到他們的錯誤，並主動拜訪魯迅，平息了前嫌。魯迅認為這次論爭是“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可見魯迅始終是將創造社的大多數成員當作統一戰線的夥伴的。
魯迅與馮乃超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29年冬，當時*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根據*中央的精神，決定建立左翼作家組織，由魯迅來領導。馮乃超在柔石陪同下，到*裡拜會了魯迅。就建立作家組織問題徵求了魯迅的意見，魯迅對建立左翼作家組織表示了贊同。1930年2月16日，魯迅、馮雪峰、柔石與馮乃超、夏衍、鄭伯奇、蔣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咖啡館會晤。這次會晤具體地商討了成立“左聯”的事項，決定成立“一個組織和團結國內左翼作家的籌備委員會”，推舉馮乃超和馮雪峰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綱領》的起草人。2月24日，這個《聯盟綱領》草成後，馮乃超到*裡拜訪魯迅，徵求他對《聯盟綱領》的意見。魯迅對這個《聯盟綱領》表示同意說：“這種文章我寫不出來，就這樣吧！”同時馮乃超還與魯迅商討了“左聯”的領導機構和魯迅在成立大會上閥閱能當問題。在3月2日的“左聯”成立大會上，透過了《聯盟綱領》，成立了常務委員會，魯迅、馮乃超都被選為常務委員，馮乃超還擔任了“左聯”第一任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魯迅和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