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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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適、楊振聲、王世傑等人創辦《現代評論》，由此而形成了現代評論派。

周作人與陳西瀅同為北大文科教授，聯絡較多。周作人經常與陳西瀅、張鳳舉、郁達夫等同事在一起聚餐，周氏夫婦也曾與陳西瀅夫婦一起遊香山，逛碧雲寺，關係還是很密切的。

但是，在1925年3月的女師大風潮中，《現代評論》公然發表文章支援章士釗、楊蔭榆，對進步學生大肆進行造謠誣衊。1925年5月27日出版的《京報》發表了由魯迅擬稿，周作人、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和錢玄同等六名教授簽名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公開表示支援女師大學生運動。三天後，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閒話》一文，含沙射影地攻擊這六名教授，散佈謠言說：“女師大風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此文激起了周作人的不滿。他隨即在《京報·副刊》發表了《京兆人》一文，針對陳文的流言飛語進行了反駁。這兩篇相繼問世的文章，揭開了周作人與陳西瀅論戰的序幕。

1926年1月，徐志摩在《晨報·副刊》發表《“閒話”引出來的閒話》，冀圖在“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的論爭中，做個和事佬，不料卻遭到周作人的反擊。周作人也在《晨報·副刊》發表了《閒話的閒話之閒話》一文，指出：“我知道在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因為憤女師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釗，後楊蔭榆而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陳西瀅讀了周作人的文章，當即給周作人寫信說：“先生兄弟兩位捏造的事實，傳佈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多一個少一個也不打緊。”這封信將周作人與魯迅“一鍋煮”，無疑又擴大了打擊面，又牽連到魯迅與陳西瀅的直接論爭。

此後不久，周作人在《晨報·副刊》以《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為總題，揭露了陳西瀅所謂“叫局”談話的真相，給陳西瀅很大的難堪。這個當兒，凌叔華出面給周作人寫了封信，才使得這場論爭偃旗息鼓了。凌叔華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正在與陳西瀅談戀愛，周作人當年也在燕京大學兼課，對凌叔華印象很好。既然自己的學生出面斡旋，周作人就只好停止與陳西瀅的交鋒。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陳西瀅又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68期發表《閒話》，誣衊女學生楊德群的死，是被人利用與強迫的。周作人針對陳西瀅的流言，發表《陳源口中的楊德群女士》一文，指出陳西瀅“實在是現代評論社裡替章士釗最出力的唯一的人”。接著周作人又發表了《論並非文人相輕》，說他“輕”陳源，並非是文人相輕，而是因為“他是章士釗的徒黨，是現代評論社的第一個捧章的人”。

在相繼發生的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慘案中，周作人與陳西瀅的論爭和批判，是與魯迅並肩而戰的。後來在雙方論戰的激烈之時，胡適出面調停，分別給魯迅、周作人和陳西瀅寫信，說是這是“自家人的一點子誤解”，周作人才不再批判陳西瀅。魯迅則不買胡適的賬。

他們演出了“雙簧戲”：錢玄同與劉半農

錢玄同，原名錢夏，號疑古。浙江吳興人。19歲留學日本，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遷到北大後，參與該刊的編輯工作，是由陳獨秀牽頭的六位編委之一。而劉半農於1917年到北大擔任預科教員時，就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他與陳獨秀、胡適、劉半農一道，並稱為《新青年》的四大臺柱。從1917年起，他們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多篇倡導文學革命的文章，成為當年反對封建文化的衝鋒陷陣的鬥士。

兩人既是同事，也是戰友。他們攜手合作，製造的“雙簧信”曾經轟動一時。當時，新文*動剛剛起步，許多人習慣於恪守舊的傳統，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缺乏足夠的認識。為壯大文學革命的聲勢，宣傳文學革命，錢玄同與劉半農於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分別扮演了正、反兩個角色，進行辯論。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發表《文學革命的反響》。這篇文章以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頑固派身份，陳述新文化運動的罪狀與弊端，攻擊《新青年》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劉半農則以新文化運動的捍衛者身份，發表了《答王敬軒》的長篇文章，針對“王敬軒”所列的新文化運動的罪狀，以犀利的筆鋒逐條批駁，將對方駁得體無完膚。這就是他們的“雙簧信”。

他們的“雙簧信”，在輿論界引起很大反響。有人寫文章為“王敬軒”鳴不平，有人寫信責問《新青年》為什麼發表“王敬軒”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