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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蕭軍與彭真在延河邊上習練武術時，蕭軍說：“國民黨蔣介石從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可共產黨卻如此坦蕩，我也要入黨。”彭真聽了蕭軍的表態，十分高興，但他也知道蕭軍有自由散漫，口無遮攔的毛病，就說：“共產黨有嚴格的紀律，入黨就要加入一個基層組織，你能服從基層組織領導嗎？”蕭軍一聽就犯難了，心想：我這個人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讓我聽別人的我心裡難受。想到這裡他對彭真說：“那我還是在黨外吧。”儘管蕭軍不再提入黨的事，可是彭真還是很喜歡他的這種直率性格。
1945年日本投降後，彭真受命到東北籌建東北局，蕭軍聞知，找到彭真，表示願意到東北工作，彭真當即表示同意。蕭軍到哈爾濱後，被擔任東北局書記的彭真任命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第二年他又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蕭軍工作得很順手，熱情很高，於1948年7月就向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提出了入黨要求。這件事彙報給已經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彭真。後經*中央、毛澤東同意，８月蕭軍就被批准為*黨員。不久，蕭軍就被羅織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辦的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撫順礦山“體驗生活”。
1951年蕭軍要求調到北京，東北局不予辦理。蕭軍只好隻身來京，但無法解決工資待遇問題。最終在擔任被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同志的關照下，蕭軍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獲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費。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關懷下，蕭軍一家從居住了幾十年的一處危樓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蕭軍的工作生活條件。
彭真40多年來一直與蕭軍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幫助他解決困難。特別是在蕭軍身患絕症後，彭真不僅親自給醫院負責人打電話，詢問蕭軍病情，請他們多多關心蕭軍的治療，而且還在百忙中撥冗到醫院看望蕭軍，慰問家屬。對於與彭真的友誼，蕭軍曾對家人們說：“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並沒有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正因為他們二位對魯迅先生有著深刻的認識，而且十分尊重；魯迅先生對中國共產黨也有著充分的認識的。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魯迅關係’上的，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和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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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相憶五十年：曹聚仁與周作人
曹聚仁是浙江蘭溪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和記者。五四運動時，他是杭州“一師”的學生領袖，積極推動浙江的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雜誌對他的影響很大，特別愛讀周氏兄弟的文章，產生了由衷敬佩之情。
曹聚仁與魯迅的首次見面，是在上海的暨南大學。1927年12月21日，魯迅應邀到暨南大學演講。當時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擔任記錄，事後整理成《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發表在《新聞報》副刊《學海》上，從此他們建立了聯絡。後來曹聚仁創辦《濤聲》時，得到魯迅的支援，曾多次提供雜文在該刊上發表。
曹聚仁與周作人的交往，早於同魯迅的交往，大約開始於1925年的冬天。他們間的交往是以通訊為紐帶的。當時周作人剛剛從孫伏園手中接過編輯《語絲》的工作。正在上海教書的曹聚仁很欣賞《語絲》中的一些宣揚自由主義的文章，他給周作人寫信，表示他很崇拜周作人，稱自己也是自由主義的信徒。
曹聚仁是在與周作人通訊交往三十年後，才在1956年9月見到周作人的。這一年曹聚仁作為香港報界的特約記者，來到北京出席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大會。他在北京期間，到八道灣會見垂垂老矣的周作人。這時的周作人已經71歲，身體衰弱，行動不便，醫生要求他會客不得超過五分鐘。可是，當週作人見到神交已久的曹聚仁時，喜出望外，興奮異常，跟他談了一個多小時，還沒有盡興。曹聚仁臨走時向周作人約稿，周作人將自己的一部詩稿交給他。回到香港後，曹聚仁將周作人的詩發表在1956年11月出版的《熱風》上。從此，周作人透過曹聚仁的關係，使得香港、臺灣和國外的讀者有機會讀到他的作品了。
後來曹聚仁將他與周作人的大量通訊編為《周曹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