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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住處的院子裡，程硯秋穿上賀龍的軍裝，戴上賀龍的嵌有五星帽徽的軍帽，披上賀龍的軍大氅，照了兩張照片，一張是他自己的生活照；一張是扮成賀龍模樣、描上黑色短鬍鬚的化裝照。他在那張生活照上，註明“46歲攝於賀龍總理家”；他在那張化裝照上，寫了這樣幾個字：“賀龍將軍，看，我像你的小兵嗎？”然後送給了賀龍。所有看過那張化裝照的人，都說：“像極了賀龍。”就連賀龍本人，也連聲誇讚他的化裝技術呢。
程硯秋於1958年去世前，如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賀龍是入黨介紹人之一。
胡適：張學良w
一個學者，一個軍人，胡適與張學良之間本不應該有什麼關係。
一個文臣，一個武將，胡適與張學良之間又註定要有什麼關係。
“張學良”這個名字，總是與抗日聯絡在一起的。於是，胡適與張學良之間短暫的交往自然離不開抗戰這個大背景。
“九·一八”事變之後不久，熱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適的心情不免鬱悶又憤慨。東北軍潰不成軍，張學良又與在華北駐防的馮玉祥、閻錫山不合，難以取得他們的配合。萬般無奈之下，張學良請求“政府”援助。然而，蔣介石正忙於在江西指揮“圍剿”共產黨，以實現“安內”，而對張學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求政府出面。然而，還是遲了，熱河失守。胡適對張學良有了些許埋怨。
就在張學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時，胡適對他卻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許他意識到，讓張學良承擔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罷了。於是，胡適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勸他辭職。張學良看了胡適的信的第二天，就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求辭職。蔣介石接受了他的辭職，並安排他出國考察。
胡適就“九·一八”事變，撰寫了六千字的《全國震驚以後》，其中從五個方面論證了他認為的失敗原因，從而得出結論：張學良和政府都應負絕大的責任。在他看來，張學良的能力智識都不足以擔當如此重任。
“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幾天，胡適剛剛從美國返國。事變後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從報紙或電臺或朋友那裡得到訊息的，而是小兒胡思杜的一聲驚叫：“爸爸，張學良造反了！” 他認為，張學良“這禍真闖得不小！”由此他認為，張學良這個人“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他以“叛變”這樣的字眼，給張學良和“西安事變”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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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友誼經得起考驗：沈從文與巴金
巴金在《懷念從文》中寫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 這句質樸無華、發自心底的話，反映出巴金與沈從文五十多年的真摯友誼和無限情深。
巴金與沈從文相識於1932年的冬天。當時正在青島大學教書的沈從文，收到張充和、張兆和姐妹發來的電報，告訴他有關婚事已獲父母的應允。她們的父母當時住在上海，想見一見這個未來的乘龍快婿，於是沈從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間，沈從文遇見了在南京主編《創作月刊》的陳曼鐸。陳曼鐸是來上海找巴金約稿的，他就約巴金和沈從文一起，到一家俄國人開的西餐館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從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讀過對方的作品，因此一見如故。交談中巴金得知沈從文有本短篇小說集，想找個出版社出版。飯後，巴金就帶著沈從文到閘北的新中國書局，將沈從文的小說集交給這個書局的老闆，並且預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間，巴金還幫助沈從文挑選了拜見未來的岳父母的禮物。沈從文想買幾套外文書作為見面禮，可是又擔心自己買不好，就請巴金幫忙。巴金不負所望，帶著沈從文到書店精心挑選了幾套俄羅斯的文學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訶夫小說集》，印製精美，又是權威譯本，沈從文的未婚妻張兆和非常喜歡，這對成全沈從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舉行了一次宴會，宣佈他們結婚。前來赴宴的除了張家姐妹外，就是沈從文的文學界的朋友們。巴金得知他們結婚的訊息，馬上給他們發了賀電，祝福他們“幸福無量”。不久，巴金來到北平時，住在達子營沈從文家裡。儘管沈從文新婚燕爾剛剛一個多月，但他們夫婦對巴金這個好朋友卻是相敬如賓。他倆都在醞釀著新的作品，捨不得花時間閒聊，就分頭搞起了創作。北方的秋天氣候宜人，沈從文將書房讓給巴金創作《霧·雨·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