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第28部分 (第3/4頁)

生於1893年，原名梁煥鼎，字漱溟。廣西桂林人，現代新儒家的開山鼻祖。他是元朝宗室帖木兒的後裔，出身於官宦家庭。中學畢業後，報考北大，沒有被錄取，後在《民國報》當編輯和記者時，開始對佛學產生興趣。1916年9月，23歲的梁漱溟在《東方雜誌》發表《究元決疑論》，引起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注意，遂於1918年將僅有高中學歷的梁漱溟聘為講師，後又聘為教授，主講《印度哲學》。

當時馮友蘭在北大哲學系讀三年級，梁漱溟雖僅僅比他年長兩歲，卻是他的印度哲學老師。1921年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時，馮友蘭正在美國讀書，他設法買到一本，讀後給老師寫了一封長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見解，與老師商榷。梁漱溟很重視這位學生的批評，將這封信儲存了60多年。馮友蘭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工作，經過孜孜矻矻的努力，廣納博取，兼收幷蓄，繼承和闡發了程朱理學的傳統，並借鑑了西方近現代哲學的成果，建構了獨特的哲學思想新儒學體系，被稱作“最後一個大儒”，成為與他的老師聲名並立的國學大師。

他們都為構建新儒學做出了貢獻，然而，他們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卻鮮少聯絡，直到晚年才有機會傾心長談。這除了他們的性格因素之外，還與解放初的不同處境有關。

新中國成立後，梁漱溟由於生性耿直，有話就說，結果被指責破壞工農聯盟，從此在學壇上幾乎銷聲匿跡。而馮友蘭則隨和得多，當時他也像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要努力學習*主義，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讀了他的來信非常高興，隨即給他寫了回信，鼓勵他“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

在“*”時期，許多學者都受到衝擊，梁漱溟就被紅衛兵抄家，批鬥。而馮友蘭因為毛澤東曾表態說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如果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因而安然無恙。而且1973年10月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展之際，北大和清華大學的兩校大批判組：“梁效”誕生，馮友蘭還擔任了批判組的顧問，成為當時新型知識分子的傑出典型。：後來他自己也承認這樣的舉動“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學系為馮友蘭舉行90華誕慶祝會，邀請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卻藉故“天氣不好，不宜出門”予以拒絕。事後，梁漱溟給馮友蘭寫了封簡訊，說明沒有出席壽宴的原因是因為馮友蘭“獻媚江青”，但是“如到我處來談，則當以禮相待”。1985年12月24日，馮友蘭造訪梁漱溟，這兩位老朋友終於會聚到一起。他們談佛學，談昔日北大的生活，以及晚年境遇，終於“相逢一笑泯恩仇”。1988年梁漱溟病逝時，馮友蘭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充分肯定了梁漱溟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和敢於犯顏直諫的精神。這種評價很貼切地體現在他為梁漱溟擬寫的輓聯中：

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

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兩度求師：呂鳳子與徐悲鴻

在國畫界，人們熟知齊白石、徐悲鴻和張大千，卻鮮少熟悉呂鳳子的大名。其實他是與齊白石、徐悲鴻和張大千齊名的著名國畫大師。他是江蘇丹陽人，生於1886年，卒於1959年。1907年，他和張大千同時考入浙江兩江優級師範，畢業後曾在揚州和北京任教，42歲時被聘任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的首席教授和畫學研究員。

他與徐悲鴻相識於1912年。當年，年僅17歲的徐悲鴻到上海學習西畫，而此時呂鳳子正在上海辦神州美術學院。呂鳳子在朋友指引下認識了徐悲鴻，併為他提供了免費進修的機會。呂鳳子親自指導徐悲鴻學習西畫，告訴他學習西畫的基礎是素描，悉心指導他學習素描，為徐悲鴻的繪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9年徐悲鴻到法國留學，8年後回國。呂鳳子得到徐悲鴻回國的訊息，就舉薦他到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擔任西畫組教授。徐悲鴻為了兼收幷蓄，決定向呂鳳子先生學習國畫。他在拜會呂鳳子時說：“呂先生，您教給我畫素描，對我的西畫發展有極大幫助，您再教給我畫國畫吧。”呂鳳子說：“你已經成為西畫大師了，我怎能收你這個徒弟呢？”徐悲鴻說：“能者為師嘛，您的國畫成就大，向您學習是理所應當的事。”就這樣，徐悲鴻在課餘時間向呂鳳子學習國畫技法，為徐悲鴻以後的國畫水準奠定了基礎。

1929年的一天，徐悲鴻得知法國巴黎要舉辦世界博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