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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強調“詩底主要質素”是“平民性”，“詩的效用”是能夠使“多數人向善”。對這種詩歌觀，周作人不能認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詩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詩歌觀。他指出，詩歌是要“個人將所感受的表現出來”，就達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捨己從人，去求大多數的瞭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現了”。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周作人還覺得意猶未盡，於3月27日他又給俞平伯寫信，循循善誘地告誡俞平伯說：“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大影響於後人的行為”。年輕而思想激進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觀點。兩年後，俞平伯發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這篇寫得空靈超脫、虛無縹緲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歡。他將這篇文章選入國文課教材，給予很高的評價。這對年輕的講師俞平伯來說，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孫伏園邀請了魯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創辦了《語絲》週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語絲社”，開始在《語絲》上發表作品。1926年後周作人接替孫伏園編輯《語絲》。俞平伯更是如魚得水，相繼在《語絲》上發表了十幾篇作品。特別是在“語絲社”每月的*中，他與周作人經常見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敗以後，周作人“閉戶讀書”，很少與外界聯絡，但與俞平伯、廢名等得意的弟子，卻交往很密切。他們不僅經常會面閒聊，還時常有書信往來。俞平伯曾將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寫給他的190餘封信，裝裱成三冊《春在堂所藏苦雨齋尺牘》。每六七十封信函，裝裱成一冊，用木板加封，還附有周作人寫的跋。
“七七”事變後，周作人附逆，俞平伯卻躲在書齋裡，沒有跟隨他的老師隨俗浮沉。不過在抗戰勝利後，俞平伯卻為當年自己沒有勸諫老師而感到歉疚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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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爭辯到共鳴：周作人與梁實秋
周作人與梁實秋是在一次文藝論爭中開始交往的。
五四運動爆發時，正在清華學校讀書的梁實秋在五四運動的洗禮下，和一些激進的同學一樣，強烈的希望參與社會活動。他選擇了文學批評，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和人辯駁問難”。而他的論爭對手中，就有周作人。周作人認為詩歌“須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梁實秋不以為然，在1922年5月27日至29日，連續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多篇文章反駁。
周作人怒而反擊。他針對梁實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藝觀點，在6月2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了《“醜的字句”》一文，對梁實秋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兩人你來我往，互不讓步，又相繼發表了幾篇文章互相辯難。
四個月後，冷靜下來的梁實秋作為清華文學社的學生代表，到八道灣來請周作人給他們講課。周作人並沒有計較剛剛發生過的那場爭論，一口答應下來。1923年3月3日周作人來到清華園，給文學社的同學們講了《日本的小詩》這個專題。周作人講課聲音不大，幾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實秋和他的同學們仍然懷著敬佩的心情認真聽課，仔細地做筆記，對他非常尊敬。
後來，梁實秋撰文對五四浪漫主義大張撻伐，周作人則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鳴，從此也冰釋了前嫌。
梁實秋從美國留學歸來後，文藝觀點有了較大的轉變，對於周作人的文藝觀不僅能夠接受，而且幾乎是殊途同歸了。梁實秋主編《自由評論》時，周作人被邀請為重要撰稿人，先後發表了《談策論》、《文學的未來》、《談日本文化書（致梁實秋）》等文章。1934年梁實秋到北京大學任教，成為周作人的同事時，彼此的關係異乎尋常地密切起來。他經常到周作人家造訪，相互間也常有書信往來。抗戰爆發後，梁實秋到《中央日報》主編副刊，離開北京，從此他們就失去了聯絡。
到20世紀60年代，周作人給香港朋友寫信時提到梁實秋和林語堂，說“林語堂與梁實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蓋才子到老輒有倚老賣老之病，亦即是才盡也。”而梁實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訊息後，寫了篇《憶豈明老人》。在文中對周作人的評價也是一分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節不終，實在是至堪痛惜而無可原諒之事。但是除此一點之外，他的學養的風度仍令人懷思而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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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