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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致力於著述及講學。他在上海發起成立亞洲國學會，淡泊於日益壯大的新文化運動。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為筆名在《晨報副刊》發表《思想界的傾向》的文章，告誡人們警惕“國粹主義”的“勃興”，很委婉地對章太炎倡導國學提出了異議。由此，他們間的感情出現了裂痕，彼此的聯絡逐漸減少。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周作人逐漸與時代前進的步伐相背離。又與章太炎的思想趨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訪北平時，周作人再度執弟子禮，熱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作《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以紀念。文章讚頌太炎先生“不辭以外道為師，此種博大精進的精神，實為凡人所不及，足為後學之模範者也”，給予這位恩師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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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恩知報的門生：周作人與廢名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他在北大教書時最得意的門生是俞平伯、廢名、冰心等三四個人。其中聯絡最為長久，關係也最為密切的就是廢名。
周作人與廢名的交往始於1921年。廢名原名馮文炳，1917年從家鄉湖北黃梅來到武昌，進入湖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他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響下，對文學發生了興趣，很喜歡讀周作人、胡適和魯迅的作品。尤其是對周作人的新詩《小河》更是奉為傑作。出於景仰與崇拜，他貿然給周作人寫了封信，表達了他的敬意。收到周作人的回信後，他受寵若驚，遂將自己的習作裝訂成冊寄給周作人審閱。從此書信往還，成為未曾謀面的師友。
1922年廢名考入北大預科後，第一件事就是拜會恩師周作人，親聆了周作人的教導。在周作人的指導下，廢名的文學創作大有長進。於1925年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集《竹林的故事》時，由周作人為其作序。後來在周作人的舉薦下，廢名加入“語絲社”，在《語絲》上發表了他的詩化小說《橋》。這部小說帶有學習周作人創作風格的痕跡，周作人也很欣賞這部小說，稱它標誌著廢名創作的蛻變和昇華。廢名自己也察覺到自己的變化，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在這四年內，真是蛻了不少的殼，最近一年尤其蛻得古怪”，自此他發表文章時廢去原名“馮文炳”，改用筆名“廢名”。
1927年7月，奉系軍閥張作霖進駐北平後，下令將北京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合併為京師大學校。周作人被辭退，廢名憤而中斷了學業。周作人便讓廢名在自己家裡住了大約半年之久。一年後，北大覆校，周作人復職，廢名復學。畢業時在周作人推薦下，留校任中國文學系教員。
1930年5月，周作人創辦散文期刊《駱駝草》，倡導“自我性靈的自由表現”，廢名成為主要操刀者。
抗戰全面爆發後，廢名因奔母喪回到湖北，在家鄉黃梅的中學教書。而周作人在文人們紛紛南下之際卻留在北平。第二年廢名從卞之琳的來信中得知周作人附逆，還盡力為他開脫罪責。但是後來周作人擔任了偽北大校長兼文學院院長，給廢名寫信，希望他回母校任教，廢名卻沒有答應。
1946年9月，廢名回到北大任職，途經南京時，特意找到在國民政府外交部擔任外交次長的葉公超，在他的幫助下探監，看望了周作人。廢名到北京後見到周作人的兒子週一豐生活窘迫，給予多次金錢上的援助。南京解放後，周作人被釋放，回到北京。廢名不辭辛勞地走訪老朋友，為周作人募捐，以解決周作人的生活困難。在一個冬日他去看望周作人時，見到周家冷得伸不出手，走後就為周家買來一車煤。
1952年院校調整時，廢名被調到東北人民大學任教，師生從此失去聯絡。周作人是在五年後的一個冬日，在逛書店時，看到新出版的《廢名小說選》，算是有了一點關於這個得意門生的訊息。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周作人與俞平伯
周作人1917年進入北大教書時，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讀書，和周作人是師生，1919年他畢業後曾留校教書，與周作人又成了同事。這種師生加同事的關係自然使他們更加容易親近起來。周作人始終是將俞平伯視為他的得意門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團活動中與周作人有著較多的接觸。但是他們的文學觀卻有所差異。這主要表現在“詩的平民化”的問題上。1922年1月，俞平伯與朱自清、鄭振鐸、葉聖陶等人創辦了五四以來最早出現的詩刊《詩》月刊。在創刊號上俞平伯發表了《詩底進化的還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