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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全面爆發後，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而魯迅、馮雪峰則主張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作為口號，經馮雪峰授意，胡風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將這個口號公開出來，從而引發了一場“兩個口號”的爭論。當時劉少奇也以化名參加了論爭，也是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
1936年魯迅辭世後，胡風為日本出版的《大魯迅全集》日文版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訂和註釋，還參與了《魯迅先生紀念集》的編選工作。1937年他又編輯出版了分別以《二三事》、《原野》、《收穫》和《黎明》等為題的《工作與學習》叢刊四輯，蒐羅魯迅的遺著，宣傳魯迅思想。胡風是從人格、精神、事業、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應著魯迅的。後來他到湖北創刊的《七月》和在重慶改刊的《希望》，都是胡風繼承魯迅精神的標誌性的結晶，從而使他成為魯迅精神的繼承者、魯迅文藝思想的捍衛者和實踐者。
先生鼓勵她寫作：魯迅與陳學昭
魯迅一向愛護和重視培養青年作家，特別是對勇於向舊的營壘宣戰的青年作家更是這樣。女作家陳學昭就是在魯迅的愛護下成長起來的。
陳學昭，原名陳淑英。因為她很喜歡讀《昭明文選》，就取了個“學習昭明”的筆名“學昭”。1923年冬，參加《時報》關於婦女解放問題的徵文，被評為第二名。《時報》主筆戈公振先生鼓勵她“多多寫稿子給他們報紙”，從此走上了文學之路。
1925年，陳學昭在北京適存中學和黎明中學找到教書的職位，並藉此機會在北京大學旁聽和從事散文創作。9月9日這天，陳學昭透過朋友引見，去拜訪魯迅先生。他們剛一進門，魯迅就對陳學昭說：“三先生的好朋友來了。”魯迅說的“三先生”是指他的三弟周建人，陳學昭曾經給周建人主編的《婦女雜誌》投過稿，認識了周建人。後來陳學昭來上海後，也曾在周建人家搭過夥，魯迅因而知道她與周建人關係密切。此後，陳學昭在北京大學聽了魯迅講的《中國小說史略》，相互間熟悉起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上海陷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魯迅和周建人都勸陳學昭到國外留學。一年半以後，陳學昭回到上海，住在魯迅家裡。有一次吃飯時，魯迅同她談起了“娜拉”，魯迅問她：“你看，娜拉出走後的出路在哪裡？”陳學昭很爽直地回答：“說不定只好回家去。”魯迅對她的看法很讚賞。他幾次同陳學昭談到，做一箇中國女人，要能夠忍受一點打擊，提防突然間從天外飛來的冷箭，要鍛鍊得像一個有彈力的橡皮墊子一樣，坐下去它果然會壓扁了些，但一放鬆它立刻彈起來，恢復原狀，這就要堅韌。
半年後，陳學昭又要去法國求學，臨行前魯迅夫婦和他的三弟一家在“中有天”飯店為她餞行。席間魯迅十分高興，喝了不少的酒，也對陳學昭說了不少的囑咐話。魯迅告訴她：“白薇新出版了本《打出幽靈塔》寫得不錯。”言外之意是鼓勵她多寫，多實踐，爭取拿出自己的作品來。
1935年陳學昭回國後，去看望魯迅先生。她給魯迅帶來一雙小木鞋，這是歐洲童話裡經常提到的一種民俗產品。魯迅拿在手裡反覆把玩，很是喜歡。他指著書櫃裡的書說：“那裡的很多書都是你給買回來的。”的確，她在法國時，魯迅讓她給買木刻畫集，他找了很多家書店才買到了。1936年9月17日陳學昭到魯迅家去看望他，陳學昭告訴魯迅：“法國人用人工氣胸的辦法治療肺病。”魯迅沒有在意就談起別的事情，陳學昭沒有料到，一個月後魯迅先生卻辭別了人間，這次拜會竟成了他們的永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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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而與之相謀：魯迅與廢名
廢名是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與魯迅相識的。1924年《語絲》創刊，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都被邀請為撰稿人。後經周作人舉薦，廢名也被吸收為撰稿人。廢名在接觸新文學作品之初，在思想上更接近周作人，文學上受周作人影響較深，但對魯迅的文章也很喜歡。他於1924年發表了《“吶喊”》一文，是文壇上較早出現的一篇評論魯迅這部小說集的文章。此文對魯迅的《孔乙己》評價很高，稱這篇小說是他最為推崇的佳作。
1925年的三四月間，廢名曾兩次拜會魯迅先生，第一次，他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單獨拜會魯迅，謹小慎微，甚至連自己晚到了些許時間，也感到內疚。到第二次會見魯迅時，交談中魯迅流露出憂國傷時的苦悶心情，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