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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魯迅病逝後，周文作為魯迅的學生與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一起抬著魯迅靈柩，為恩師魯迅送殯。此後，周文始終以恩師魯迅的精神激勵著自己，將弘揚魯迅精神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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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分寸的交往：魯迅與馬珏
當年的北大校花馬鈺馬珏是魯迅在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時國文系主任馬裕藻（幼漁）的女兒，18歲時考入北大政治系。當年，魯迅與馬裕藻同為浙江鄉里，又在一起任教，交往很深，經常互相走動，因而與馬裕藻的女兒馬珏也很熟悉。
馬珏年輕貌美，在當年的北大有“校花”之稱。魯迅對這個朋友的女兒很器重，馬珏曾經寫過一篇《初見魯迅先生》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曾描寫魯迅：“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我倒想不到是這麼一個不愛收拾的人。他手裡老拿著菸捲，好像腦筋裡時時刻刻在那兒想什麼似的。……看見衣架上掛了一頂氈帽，灰色的，那帶子上有一絲一絲的，因為掛得高，看了不知是什麼，踮起腳來一看，原來是破的一絲一絲的。”魯迅對這種充滿著少女天真和調皮的描寫非常欣賞，也很重視馬珏的文學才華，後來每有新著出版，總要贈給這個忘年的小朋友一本。這種贈書在《魯迅日記》中就有五十多次記述。
1934年秋，馬珏畢業後與楊姓夫君結了婚，魯迅出於尊重當時的社會風俗，就不再直接給馬珏寄贈自己的著作。在魯迅編的《蕭伯納在上海》出版後，他給梁實秋寫信說：“還有一本，那時是擬送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結婚，別人常去送書，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處置送給別人罷。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冊是給過她的，所以，將出的下冊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漁先生轉交”。可見魯迅在與年輕女*往時，很注意分寸和社會影響，即使是他很重視的才女，在交往時也很慎重。
關係密切的得意門生：魯迅與胡風
胡風在1923年從《晨報·副刊》上讀到魯迅的《吶喊·自序》時，就受到了震動，從此他經常在報刊上尋找他的文章。1924年《語絲》問世後，為了讀到魯迅的文章，他幾乎每期都要買。1925年的9月，胡風本來考取了清華大學英文系，可是當他聽說魯迅在北京大學教書的訊息，就放棄了清華的學籍，而進入北大預科讀書。在北大，魯迅每週有兩個小時的《中國小說史》的課，這兩個小時成了胡風最喜歡的課。儘管胡風有機會親自聆聽魯迅的教導，他卻覺得自己與魯迅的距離很大，不敢去打擾魯迅。甚至有一次他在書店碰見了魯迅也沒敢上前問候，因而在校期間他一直沒有向魯迅面對面地請教。
後來胡風退學回到家鄉湖北教書時，他選取了魯迅的《老調子已經唱完》、《無聲的中國》等文章，講授給學生們。他認為這樣的補充教材，對學生們認識魯迅的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1933年日本政府瘋狂*左翼社會運動，正留學日本的胡風因介入日本左翼鬥爭被捕入獄，1933年6月，被遣回國。在上海，胡風住在司高塔路四達裡的韓起家。有一天，周揚在內山書店碰見了魯迅，告訴他胡風回到上海了。胡風的歸來給魯迅帶來極大的安慰，於是魯迅便與周揚一起去看望胡風。魯迅向他介紹了與第三種人論爭的情況，介紹了上海文壇的複雜性和左翼文藝面臨的壓力等，並希望他多做些工作。
胡風與魯迅會面後，就加入了左聯。不久，他就擔任了左聯的宣傳部長，後來左聯書記茅盾辭職，由胡風接任。出於工作需要和個人友誼，胡風與魯迅的聯絡日漸增多，胡風也力所能及地幫著魯迅做些事情。1934年魯迅的雜文集《準風月談》出版時，胡風親自擬寫了廣告，為魯迅的作品擴大影響。
1935年年底，魯迅找到胡風，說蕭軍和聶紺弩都曾寫信給他想辦刊物，讓胡風與他們協商一下。協商的結果是大家合辦一個刊物。起初魯迅擬名《鬧鐘》，胡風則建議刊名為《海燕》，魯迅當即同意，並在幾天後寫好了《海燕》的刊名。這個刊物雖然只出版了兩期就被反動當局禁燬，但它在讀者中卻留有相當好的印象。魯迅多次提到，他是一頭賣苦力的牛，而胡風在與魯迅交往中卻總是想方設法為這頭“牛”減輕一點負重。胡風對魯迅所求甚少，從來不要求魯迅為他辦的那種不能付酬的刊物寫文章。但為了魯迅，胡風曾有半年時間完全白盡義務地為日本人鹿地亙口譯、解釋魯迅作品。胡風的夫人梅志說：“胡風……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還重要，往往是丟下自己正寫的文章，按時趕到虹口區為鹿地當翻譯和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