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頡剛、錢穆都支援馮友蘭的觀點。
當時，胡適發表了《與馮友蘭先生討論老子問題》和《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等文章，提出與馮友蘭商榷，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馮友蘭也發表了《老子年代問題》和《讀“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適之先生》予以回應。在當年學術爭鳴很寬鬆的氣氛中，他們之間並沒有因此而結怨，胡適不失身份地表示：馮友蘭的觀點不能使他“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
在胡適到了臺灣之後，他出於某種政治目的，開始對留在大陸的馮友蘭採取情緒化的否定態度。他沒有確鑿的證據推翻馮友蘭的“孔子早出說”，卻頑固地堅持他的“老子早出說”，甚至以一些道聽途說的謠言來攻擊馮友蘭，顯得有失大師風範。
馮友蘭與胡適的觀點不同，但他並沒有否認胡適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功績。他認為他的“哲學史”是“因為後來者可以以先來者為鑑，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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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靈犀一點通：胡適與吳景超
社會學家吳景超，字北海，生於1901年，安徽歙縣人。1915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3年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攻讀社會學，於1928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和在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財經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擔任教授。
吳景超在清華讀書時對胡適很敬仰。當年胡適倡導新文學革命，思想激進，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很大。在美國留學期間，吳景超開始與胡適通訊。他將胡適尊為師長，吳景超寫的文章也常寄給胡適審閱。當時，他們的思想觀點一致，特別是在國共兩黨的問題上，幾乎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這更增加了他們之間的默契。
1932年5月，胡適邀集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等幾個朋友，發起成立“獨立評論”社，創辦了一個專門談政治的週刊《獨立評論》。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吳景超也被邀請參加，並且捐贈經費30塊大洋。在十幾個成員中，他年齡最小，捐贈也少，屬於“獨立評論”社的“小字輩”。當時，他們每週聚餐一次，以胡適、丁文江、蔣廷黻為首的幾位高談闊論，發表對時局的看法。吳景超出席聚餐時，認真聆聽胡適等人的高見，眼界大開。有時他有些疑問，向胡適請教，都能迎刃而解，使他思想豁然開朗，因此對胡適更加崇敬。胡適對吳景超也很器重。1933年冬天，《獨立評論》開展“*與*”的討論時，蔣廷黻、丁文江公然迎合蔣介石的意願，主張中國實行專制*。胡適卻希望蔣介石實行美國的*政治，反對*專制。在持續一年多的討論中，吳景超堅決地站在胡適一邊，所發表的觀點深得胡適的賞識，不久他就將吳景超安排為《獨立評論》的編輯。
1935年冬，吳景超奉命離開清華，隨翁文灝、蔣廷黻到南京行政院任職。吳景超舉棋不定，就去找胡適請教。胡適當即表態支援他到政府任職，並鼓勵他要“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領袖”的程度。1948年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發行金圓券失敗，胡適向蔣介石舉薦吳景超協助解決善後問題。但這次吳景超對胡適的舉薦並沒有遵命，原因是在20世紀30年代，吳景超在南京政府任職時，與翁文灝相處不睦，他不樂意去幫助翁文灝去收拾殘局。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適很關心吳景超的未來，專程派人給他送來兩張飛機票，希望吳景超與他一起飛到南方，可是吳景超被婉辭拒絕。他奉勸胡適也留下來，未能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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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默契，詩句傳情：胡適與楊振聲
教育家楊振聲 胡適與楊振聲既是師生又是同事。楊振聲，字今甫，山東蓬萊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兩年後胡適到北大任教，年長於胡適一歲的楊振聲就成了他的親傳弟子。或許是幾乎同齡的緣故，胡適與楊振聲相處得很投契。在楊振聲和一些同學組建學生社團“新潮社”時，胡適親臨指導，對該社的發展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五四”運動爆發時，楊振聲積極投身於五四運動，曾因參與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而被捕。在1919年楊振聲從北大畢業時，胡適考慮到他的處境，推薦他到美國留學。
1924年楊振聲歸國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與胡適成了同事。他們的關係更密切，經常切磋文學創作，楊振聲醞釀和創作小說《玉君》時，從胡適那裡得到很多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