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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授。當他從昆明的西南聯大動身前往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全家只好滯留香江，在香港大學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軍佔領香港後，日方出資40萬元日幣，請他出山主持東方文學院，他沒有接受。隨後攜家出走香港，到桂林的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後，他再次應聘到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治療目疾。新中國誕生後，他中斷聘約，回到北京，任教於清華大學。後來在院校調整時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他一生勤奮治學，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西夏文、突厥文和佛教經典都有精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金明館叢稿初編》等多部著作。特別是晚年，雙目失明，還以口述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別傳》的寫作。1962年胡喬木去看望他時，很關心他的著作的出版，他說：“蓋棺有日，出版無日。”胡喬木笑著回答說：“出版有期，蓋棺尚早。”隨後與有關部門打招呼，將他的一些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等文集出版了。“*”期間，陳寅恪慘遭折磨，大量書籍、文稿被洗劫，終於經受不住摧殘和打擊，於1969年10月逝世。
鬥爭前沿的“父子兵”：聞一多與聞立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