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之死

第11部分 (第2/4頁)

行的公祭。但由於兩岸關係的原因，遭到拒絕。臺灣當局甚至以“公開宣佈脫離共產黨”條件要挾錢穆的胞侄錢偉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無奈之下，錢氏子侄只好趕赴香港，參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亞書院舉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終”，對於以慎終追遠為文化傳統的中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場人間悲劇。

1949年春，解放軍攻下徐州。錢穆應香港華僑大學之邀，赴廣州任教。不久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同年秋，錢穆隨華僑大學遷至香港。在香港創辦新亞學院，為籌措經費，於　1950年冬赴臺北。從此，錢穆就開始了孤懸海外、與家人音訊阻隔的後半生。

這樣一種晚景淒涼的滋味，恐怕只有類似經歷者才能體會尤深。

85歲之後，兩岸關係偶有鬆動，但40年間，錢穆與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別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長則月餘，短則一週。地點則在香港。其情景頗讓人聯想到監牢探視。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49年的選擇

與同時代人一樣，錢穆一生都處於一場大變局中。變局中的人常常需要進行選擇，作為以教書讀書為立身之本的書生來說，其個人選擇對時局的變換並無大的影響，更不可能具有操縱之能力。但往往就是這些個人選擇，改變了之後的人生軌跡。不同的選擇，命運迥異。1949年的錢穆就是這一寫照。

1949年，對於所有有選擇能力的人來說，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選擇。1949年8月，毛澤東針對美國國務院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寫了5篇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評論中，錢穆就被點了名。

錢穆在1949年的個人選擇如下：

當他接到華僑大學聘函決定暫避之時，江南大學創辦人、無錫商人榮德生勸他不要走。錢穆對榮的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錢穆並沒有聽從榮德生的勸告。

錢基博雙胞胎的弟弟錢基厚也勸錢穆不要離去。錢穆堅拒。

為了避免爭論，錢穆臨走之時只說乘春假去旅行，為了給大家留下這樣的印象，學校裡他的床鋪、書籍都原封不動。像《莊子纂箋》、《湖上閒思錄》等書稿，也準備到達香港後，再讓同住的學生寄過去。錢穆南渡沒有攜妻帶子，是否也因為行動機密不得而知。

路過上海，江南大學同事、也是無錫同鄉許思遠知道他要離去，說，你暫時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時局穩定下來，我們再在這裡相見。

到了廣州，錢穆在街頭遇到了老朋友張曉峰，張告訴他準備去香港辦一所學校，已經約好了謝幼偉、崔書琴。這次偶遇，錢穆恐怕根本沒有想到，竟是他拋妻棄子、永離故土的開端。

之後，錢穆先去嶺南大學訪陳寅恪，邀請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絕。

又去鄉間訪熊十力，十力亦無意離開大陸。

又給在重慶的梁漱溟去信邀請赴港，梁沒有回覆。

再到中山大學見楊樹達，但是楊決定離粵返湘。

無奈之下，錢穆於當年秋隨僑大遷回香港，同行者僅僑大同事趙冰夫婦。

17歲差點投革命軍

在大變局的時代中，完全做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純粹讀書人，似乎是一種奢望。但是，錢穆走過了一條從革命衝動到冷眼變局的曲折心路。

錢穆7歲入私塾，10歲進果育學校接受新式教育。果育學校的體操老師錢伯圭是一位革命黨人。在新式學校中的教師中受時代潮流的影響，類似錢伯圭這樣的革命教師很多，錢穆無形中受他們的影響，在青少年時期，曾經一度也有過革命的衝動。

錢穆青少年時期的革命衝動，試舉幾例：

在常州府中學堂就學時期，曾作為學生代表鬧退學，被停止四年級年終考試後，在療養室發現“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仁學》，一天讀完。第二天就去理髮室剪去長辮。大考之後，隨同學回家，有人說，你腦後無辨，乘坐火車，如果遇到警察盤問，有革命黨嫌疑。在眾人的勸說下，錢穆又將所留長辮縫在帽子上，才沒有惹人注意。

退學後，錢穆轉學到南京鐘英中學。在鍾英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聽到環城軍號聲起，繼而看到陸軍中學生腰佩刺刀在街上邁步出操，此情此景頓時激發起錢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