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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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後決定。（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80頁）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深刻地從陸地和海洋的關係中來看待中國的政治，因為他深知中國是一個陸地大國，如何面對海洋“發展海外關係”，是未來的難題。更重要的是，海洋世界被資本主義世界所支配，美國支配著國民黨臺灣，英國支配著香港，所以香港問題不是單純的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問題，而且包括中國“發展海外關係”的地緣政治問題，包括統一臺灣所必需面臨的與美國的關係問題。毛澤東的這些思考預示著中國共產黨解決內陸、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將採用不同的靈活策略和手法。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央高層已形成了對未來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即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美蘇主導的兩大陣營不可避免；而在地緣政治上美國從韓國、日本、菲律賓和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構成了海洋封鎖。基於這樣的形勢，新中國高層領導人形成了穩定的國際戰略：向蘇聯採取“一邊倒”以穩固大陸的後方安全，選擇西方世界海洋“封鎖”中最薄弱的鏈條——香港，來突破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因此，把香港留在英國的手中，等於揪住了英國人的一根辮子，等於在資本主義陣營中加入了一個楔子，等於開啟了西方世界封鎖中國的缺口，等於為中國從大陸國家躍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隨著抗日戰爭和反殖民運動的興起，東南亞的華人開始政治覺醒，而香港地區又是東南亞乃至全世界華人與中國大陸建立聯絡的通道。

只有在這樣的全球的戰略中，我們才能理解整個中央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形成的香港政策：“維持現狀。”這個政策隨著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演變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香港政策上，毛澤東是政策制定者，而周恩來則是執行者，廖承志是周恩來最得力的助手直接負責香港問題。為此，一九五一年，周恩來透過廖承志給香港新華社直接傳達了中央的指示：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域性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在解放全國之前已經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個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4頁，下引此書只註明頁碼）

在此，我們必須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戰略與地緣戰略放在一起來考慮。在一九四八年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第一次全面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的政治經驗，即“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三大法寶。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冷戰格局中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中國共產黨很自然將這三大法寶運用到國際政治領域，將武裝鬥爭轉化為“保家衛國”，為此被迫抗美援朝、擊退印度在西藏的入侵和蘇聯在黑龍江的入侵；將統一戰線轉化為分化英美聯盟、團結第三世界人民；支援第三世界的共產黨。這時，香港在地緣政治上是中國在東南亞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要基地。香港問題與中央的統戰策略結合在一起。

首先，把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中，是為了在政治上分化美英勢力，利用美英在遠東利益上的矛盾以及對華政策分歧，最大限度地團結英國，反對美國這個主要敵人。“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其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4—5頁）果然後來在東南亞支援中國的萬隆會議陣營和美國的東南亞聯防條約國家之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在英國的影響下保持了中立，既沒有參加萬隆組織，也沒有加入美國的東南亞聯防條約組織。

其次，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可以利用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展僑務工作，最大限度地團結東南亞的華僑，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團結可以一切團結的人，支援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反美鬥爭。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各地，他們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謀生和發展，另一方面又積極支援祖國的現代化建設。香港在地緣上正好能滿足他們兩方面的需求，由此在美國封鎖中國的過程中，香港是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現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間，大量的物資和外匯源源不斷地從香港運往內地，愛國商人霍英東就是在此時與中央高層建立了深厚友誼，被稱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