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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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歷史機緣成就了香港奇蹟，使大英帝國可恥的沒落最終上演了“共榮撤退”的一幕。閱讀香港這十多年的歷史，我每每感覺到英國人的政治德行也許在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哪一個民族像英國人那樣把政治變成赤裸裸的商業操作，看來亞當·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義才真正反映了英國人的民族性，說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是英國式的自由主義，顯然是一個誤會。

（《大英帝國的瓦解》，張洪順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閱　讀殖民地》，王慧麟著，香港：Tom出版公司二○○五年版）

在大陸思考海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四

強世功/著 原載《讀書》2007年第12期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兩黨圍繞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展開爭論，最後發展為公開論戰。這在國際政治史上也屬罕見的舉動。至今有許多人對這段歷史感到難以理解。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也表示，“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這句話一半是肺腑之言，一半是外交修辭。肺腑之言是因為主張實事求是的鄧小平開始領導中國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再糾纏“姓資”、“姓社”這些意識形態爭論；外交修辭是因為鄧小平將中國的外交政策從外張轉向內斂，關注國內實力的增長。其實，鄧小平當年直接參與中蘇論戰並頗得毛澤東的賞識，因為他深刻領悟到這場論戰的性質。用英國艾德禮政府的話說，這是一場爭奪人心的領土的戰爭。

在這場論戰中，香港、澳門問題成為蘇共及其追隨者（如美國共產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理由。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經濟上的利益，為了套取外匯，“同英美的資本和平合作，共同剝削勞動人民”；“在殖民主義的基礎在全世界崩潰的時候，在中國的土地上還繼續存在著諸如香港和澳門這樣的殖民地”（《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七月十三日）。對此，中國共產黨重申了香港、澳門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並主張是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反問蘇共：“你們提出這一類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問題統統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這無疑是說要清算俄國與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割讓中國領土的不平等條約。由此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主張反帝、反殖民的中國革命，竟然要保留香港、澳門這塊殖民地？“二戰”結束後蔣介石透過羅斯福試圖讓英國歸還香港但被丘吉爾斷然拒絕，而此時毛澤東在延安對三位西方記者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毛澤東文集》，第四卷，207頁）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革命理論，還是從民族革命的理論，都不能解釋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

其實，早在一九四七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之前，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就在思考著“天下”，思考中國在未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位置。延安在歷史上一直地處大陸帝國的心臟地帶，南邊西安是十朝古都，北邊榆林是遼、西夏、金、元等各個少數民族與漢人進行政治交鋒的邊緣地帶，而明、清兩代使陝北從薄弱的邊疆變為穩固的內陸，從而奠定了大陸帝國的基石。而身居內陸心臟地帶的毛澤東早已把目光從香港、臺灣這些海島投向更遠的世界。“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不僅從世界革命的角度來思考中國未來，而且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思考著中國這個大陸國家與海洋的關係。而香港，無論在世界革命的意義上，還是在陸地與海洋的地緣政治意義上，都處在關鍵點上。當毛澤東一九四五年首次提出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政策時，表明對中國未來在世界政治和地緣政治位置有了清晰的思考。

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在即，斯大林派人來聽取毛澤東對中國局勢和未來走向的看法。毛澤東認為，大陸上的領土解放比較好辦，比較麻煩的只有西藏，但西藏問題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墨齋　。。≯真正比較麻煩的是臺灣，因為國民黨會撤退到臺灣，並受到美帝國主義的保護。因此毛澤東認為：

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