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第1部分 (第3/4頁)

的職責被明確地加以規定，而且要承認他們與英國官員具有平等的身份。英國人與本地人的職責決不應衝突，也儘可能不要重疊。他們之間應當相互補充，而且首領們本人必須理解，除非他能恰當地服務於這個國家，否則他沒有權利擁有這個職位和權力。（英文字，第204頁）

需要注意的是，金先生的這篇著名論文並不是要概括港英時期的香港政治體制（這也是人們常常忽略的地方），他其實要解開“香港之長期的政治安定性”這“令人迷惑並想解開的謎”：“在這個行政吸納政治模式運作中，英國的統治精英把政府外的，非英國的，特別是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精英，及時地吸納進不斷擴大的行政的決策機構中去，從而，一方面達到了‘精英整合’的效果，一方面取得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以是，在政府之外，香港始終沒有出現過具有威脅性的反對性的政治力量，這是香港政治模式的特性，也是它政治安定的一個很根本性的原因。”（《中國政治與文化》，第43—44　頁）事實上，同樣的主題也出現在香港大學斯科特（Ian　Scott）教授的《香港政治變遷與正當性危機》（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一書中。在這本廣泛引用的著作中，斯科特教授討論的港英政府“如何獲得、維持和喪失正當性，如何為自己的統治權進行辯護，以及人民是否接受這種辯護”，因為“殖民地政權就其性質已經引發了正當性問題”（英文字，第36　頁）。但同樣是討論港英殖民地政府重建正當性的政治手法，金先生的論文與斯科特的著作有兩個顯著的區別：

第一，斯科特教授的著作從殖民地統治者解決正當性危機的角度出發，展現了統治者的政治意志、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法，因此，“行政吸納政治”不過是殖民統治的策略。儘管金先生也承認“行政吸納政治”是港英政府重建政治正當性的手段，但他更強調其作為制度化、體制化的精英整合機制和政治參與模式，其目的是回應韋伯以來關於民主源於都市化的政治理論，來解釋為什麼都市化的香港沒有出現民主政治這個問題。換句話說，金先生更多的是從中性的社會整合角度來看待行政吸納政治的問題。相比之下，他的論述比斯科特教授的論述更少“政治”　的味道。由此產生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

第二，就金先生所關注的“過去三十年來”這個時間段，斯科特教授用了專門一章講六十年代的“政治動亂”。他清醒地認識到，這場“政治動亂”的根本問題在於香港的統治權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由此他特別關注香港人的反殖民主義情緒，認為核心問題是英國統治者與中國臣民之間的關係。英國人不採取民主選舉政治，而是建立廣泛的諮詢委員會和各種群眾組織，進行面向基層和草根的“行政吸納政治”，恰恰是為了維持英國人的統治。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是　“二戰”後世界範圍內的反帝、反殖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時，“毛主席語錄”隨著中國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風靡全世界。這時英國殖民者把毛澤東強調的“軍民魚水情”看做是他們自己的政治格言，以便從中找到共產黨透過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取勝秘密。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其自傳中專門講述自己如何學習共產黨的群眾路線，透過組織群眾、爭取群眾與新加坡的共產黨進行競爭。而其時港英政府也曾專門派人到新加坡學習李光耀創立的“人民協會”及“市民諮詢委員會”制度等，並學習共產黨組織群眾的辦法，成立各種各樣的諮詢組織、發起諸如“清潔香港運動”、“撲滅罪惡運動”和“改善屋宇環境運動”的社會運動，從而把群眾爭取到自己的一邊。因此，不理解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不理解中國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義，就無法真正理解港英政府推出的“行政吸納政治”的政治含義。可這段“政治動亂”，在金先生的論文中只作為背景一筆帶過，他沿用港英政府的說法，認為“動亂”的產生是由於港英政府與社會下層“溝通的失敗”，從而認為“動亂”的產生是由於“整合危機”，即港英統治者在成功地整合精英階層時，沒能實現對草根階層的整合。由此，一場針對政治主權的鬥爭，一場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政治鬥爭，在金先生的筆下變成了社會問題，即精英與大眾的整合問題。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被徹底社會化、中立化、形式化了，不僅“精英”與“大眾”成為無面目的抽象社會主體，而且所謂的中國文化/文明重建其實已經不是“中國的”文化和文明重建，